尘肺病是我国法定职业病之一，其作为一种慢性职业病一旦罹患就难以康复，给国家和患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和健康损失。面对尘肺病患者带来的终身医疗费用等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如何科学合理地确定尘肺病疾病负担是卫生决策的当务之急。既往国内有关尘肺病疾病负担研究的结果和数据相对独立，在不同年份、地区、人群、病种之间无法比较，尚缺乏尘肺病防治科学决策的有力证据。因此，需要对我国尘肺病的疾病负担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从而有效地分配卫生资源。本文通过回顾国内有关尘肺患者的疾病负担研究，运用系统评价方法分析中国人群尘肺疾病负担，并比较不同患者年龄、性别、地区之间的差异，以了解尘肺病疾病负担的变化趋势和特征，为评价我国尘肺患者防治政策效果、推动制定尘肺病防控对策提供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1.1 纳入和排除标准
1.1.1 纳入标准
① 研究主题是尘肺疾病负担的观察性研究；② 研究人群来自中国的研究；③ 发表文种限中、英文。
1.1.2 排除标准
① 重复发表的文献；② 无相关数据的文献。
1.2 文献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 PubMed、EBSCO、Web of Science、CNKI、VIP 和 WanFang Data 数据库，收集以尘肺疾病负担为主题的研究，检索时限均从建库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中文检索词包括：尘肺、疾病负担、费用、中国；英文检索词包括：pneumoconiosis、disease burden、cost of disease、China，以 PubMed 为例，其检索策略见框 1。
1.3 文献筛选和资料提取
由 2 位评价员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交叉核对，如遇分歧，则咨询第三方协助判断，缺乏的资料尽量与作者联系予以补充。文献筛选时首先阅读文题和摘要，在排除明显不相关的文献后，进一步阅读全文，以确定最终是否纳入。资料提取内容主要包括：① 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包括研究题目、第一作者、研究时间、研究地点、数据来源和发表时间等；② 研究对象的基线特征，包括患病和死亡状况描述；③ 偏倚风险评价的关键要素；④ 疾病负担测量指标（经济负担、DALY、YLL、YLD 等）。
1.4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
由 2 名评价员按照美国卫生保健研究与质量机构（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推荐的横断面研究评价标准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
1.5 统计分析
使用 EndNote X8 软件进行文献管理，Excel 2016 软件进行文献资料数据整理和分析。以 DALY 和经济负担指标为主要分析指标，对中国人群尘肺疾病负担进行三间分布（人群、时间和空间）的描述性分析。
2 结果
2.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初检出相关文献 428 篇，经逐层筛选后，最终纳入 26 个研究[1-26]。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所检索的数据库及检出文献数具体如下：PubMed（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与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见表 1。纳入研究中，以 DALY 为主要疾病负担测量指标的文献共 14 篇（表 2）。偏倚风险评价结果见表 3。
表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表2
以 DALY 为主要结局指标的纳入研究结果
表3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2.3 中国尘肺患者经济负担变化趋势
在李霞等[1]对尘肺患者经济负担研究进展文献中调查得湖北省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41 例尘肺病患者一年总的直接经济负担为 1 533 550 元，人均为 6 363.28 元，该调查尘肺病患者直接经济损失低于叶孟良等[3]调查的尘肺病患者直接经济损失。淮北矿业集团 1972～2013 年入矿的接尘工人由于发生尘肺病，造成的总经济损失为 2 842 185 447.70 元，人均总经济损失 2 252 127.93 元（2 842 185 447.70 元/1 262 人）[14]。其中直接经济损失占 81.59%，间接经济损失占 18.41%，直接经济损失是间接经济损失的 4.42 倍。在对山西大同 15 座煤矿 1970～2010 年入矿的所有接尘工人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如果追加投入防尘经费，采取先进的防尘设施，能够使 537 人免于发病。每发生 1 例尘肺患者，将造成 224.8 万元（直接经济损失与间接经济损失之和）的经济损失，少发病 537 人就能挽回 12.07 亿元的经济损失，从而获得经济效益 3.64 亿元[21]。且尘肺病的寿命损失和经济损失随疾病进展和残疾程度的提高会不断增加，故防制尘肺病具有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相关卫生政策仍需强调尘肺病防治和控制。
从中国尘肺疾病负担的时间变化趋势来看，2017 年中国人群因尘肺病造成的 DALY 为 247 619 人年，占中国总 DALY（371 485 307 人年）的 0.067%，在 169 类疾病中排名第 112 位，较 1990 年（115 位）上升了 3 位；1990～2017 年间，中国和全球因尘肺病造成的 DALY（1990：2 000 526 人年；2017：247 619 人年）、YLL（1990：227 146 人年；2017：204 569 人年）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而 YLD（1990：23 380 人年；2017：43 050 人年）则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从地区分布来看，尘肺患者疾病经济负担在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沈福海[21]的研究显示山西大同煤矿集团 15 座煤矿中的 1970～2010 年入矿参加工作的接尘工人被诊断为煤工尘肺病患者 1 847 例，这 1 847 例尘肺病患者都存在伤残导致的健康寿命损失，公式计算结果显示，尘肺造成了 13 313.39 年的健康寿命损失，平均每人损失 7.21 年；单个尘肺患者最少的损失 0.06 年，最多的损失 18.30 年；30～50 年龄段的尘肺患者造成的 YLD 损失在总 YLD 中所占比例最大，且患者确诊年龄越小，造成的 YLD 越大。房巧玲[2]调查了 2001～2002 年山东省尘肺病患者研究流行病学负担为每人平均 8.37 人年，李红梅[17]研究发现尘肺病流行病学负担为每人平均 12.95 人年，较 2003 年增加 4.58 人年，增长率为 55%，平均增长率 16%。
2.4 经济负担影响因素
共有 14 个研究给出了患者住院费用影响因素相关数据，12 个研究未进行相关研究。在尘肺疾病患者经济负担或住院费用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包含 14 个因素，表 4 将 14 个因素按照人口学特征、住院相关指标、临床医学指标、统计分析指标 4 个条目进行汇总分析。其中，住院天数（6 篇）、相关合并症（5 篇）、尘肺期别（4 篇）是 14 个因素中对尘肺病患者经济负担（或住院费用）有影响或存在差异篇数最高的指标。在纳入研究的文献中有 3 个研究[1, 4, 16]报道了“各地经济发展”与患者住院费用的关系，李霞等[1]研究显示，因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医疗费用、护理费、营养费、误工工资都受当地经济水平影响。有 4 个研究[1, 4, 16]报道了直接经济损失的测算，因测量的方法和指标不同，可能造成结果差异。邹华等[18]研究显示，有并发症的尘肺病患者其年均门诊和住院次数、次均门诊和住院直接医疗费用均高于无并发症尘肺病患者。尘肺病并发症会加重病例伤残，严重影响心肺功能，增加患者就诊次数和延长就诊医疗时间，控制并发症的费用远大于抗纤维化的费用，有 4 个研究[9, 15, 17, 18]报道随着尘肺病分期级别，直接经济损失也明显增多。随着尘肺病分期级别增加，患者的次均门诊、住院直接医疗费用也相应增加，尘肺病的严重程度影响尘肺病患者的就医次数和就诊时间，增加尘肺病患者直接经济负担[18]。刘军等[9]研究显示，随着住院天数、肺功能损伤程度、伤残等级、尘肺分期级别每增加 1 个单位，则住院费用分别增加 179.56 元、13 757.09 元、6 911.83 元、11 887.16 元。
表4
尘肺病患者经济负担差异影响因素分析情况
2.4.1 性别年龄别疾病负担分析
朱晓俊等[6]调查显示对 2017 年中国人群因尘肺病引起的疾病负担主要集中在男性，其发病数、死亡数、DALY 分别为 30 449 例（94.5%）、8 308 例（93.3%）、232 803 人年（94.0%）。2017 年中国尘肺病发病数、DALY、YLL 在<65 岁人群随年龄增长而增加，≥65 岁人群逐步下降；死亡数、YLD 则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发病率、死亡率、DALY 率、YLL 率和 YLD 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65 岁年龄阶段的发病数、死亡数、DALY、YLL、YLD 分别为 13 829 例（42.9%）、3 596 例（40.4%）、142 788 人年（57.7%）、127 207 人年（62.2%）、15 581 人年（36.2%）。叶孟良等[3]的研究则认为从 YLD 的年龄分布来看，YLD 的损失在 40～50 岁达到高峰，随着发病年龄增长，YLD 的损失逐渐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尘肺是无法治愈的慢性病，将伴随终生。而且随病程的增加，失能进行性加重，所以患者发病越早，健康寿命损失越大。同时，YLD 的计算中，年龄权数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老年人的年龄权数较年轻人低，因此随着发病年龄推后，YLD 损失逐渐减少。2006～2015 年杭州市余杭区新发尘肺病例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男性患者远多于女性，集中于 45～65 岁（79.1%），提示本地中老年男性是余杭区尘肺病发病的主体人群[12]。李红梅[17]对职业病患者生活质量、疾病负担及相关因素研究调查显示，在 255 例职业病患者中男性 185 例（72.5%），女性 70 例（27.5%），30～60 岁的 122 例（47.8%），大于 60 岁的 133 例（52.2%）。在山西大同煤矿集团 1970 年以后开始接尘的煤矿工人中，有 1 847 人被诊断为煤工尘肺患者，均为男性；这 1 847 例尘肺患者都存在伤残导致的健康寿命损失，单个尘肺患者最少的损失 0.06 年，最多的损失 18.30 年。30～50 年龄段的尘肺患者造成的 YLD 损失在总 YLD 中所占比例最大，确诊年龄越小，造成的 YLD 越大[21]。叶孟良等[3]对重庆市尘肺病疾病负担研究的全部患者皆为男性，最小发病年龄为 20 岁，最大发病年龄为 84 岁。平均发病年龄为 50.73 岁。
2.4.2 不同尘肺病病种的疾病负担
矽肺和煤工尘肺是 2017 年中国人群尘肺病疾病负担最严重的尘肺病病种，两者合计发病数、死亡数、DALY 分别为 25 667 例（79.7%）、7 695 例（86.4%）和 206 377 人年（83.3%）。矽肺的标化发病率为 0.79/10 万、标化死亡率为 0.34/10 万、标化 DALY 率为 8.32/10 万，均高于其他尘肺病病种。YLL/DAYL 值最大的是矽肺（90.5%），YLD/DALY 值最大的是煤工尘肺（38.1%）。宋志方等[15]对徐州矿务集团的住院尘肺病患者经济损失调查以煤工尘肺为主，共纳入 194 例（97.5%）患者，其中矽肺 2 例（1%），煤矽肺 2 例（1%），电焊工尘肺 1 例（0.5%）。2006～2015 年杭州市余杭区的新发尘肺病例以本地男性矽肺病例为主，主要发生采石企业的工人中。煤炭系统是我国尘肺病高发的行业，我国尘肺目前以矽肺和煤工尘肺发病人数较多。
3 讨论
尘肺病被认为是一类没有医疗终结的疾病，且罹患尘肺病后可引起多种并发症/合并症，严重影响患者的劳动能力、生存质量以及社会活动能力等，给劳动者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终身疾病负担[27, 28]。系统评价中国人群尘肺疾病负担水平和变化趋势可为中国人群职业健康保护行动科学决策、推动制定未来的尘肺病防控对策提供依据和参考。
本研究发现近十年中国人群尘肺病的 DALY 和 YLL 降幅低于全球降幅，YLD 升幅高于全球升幅，YLD 所占 DALY 比重均有上升，这可能与我国一部分尘肺病患者发病年龄早、病程长以及合并症/并发症有关。在尘肺疾病患者经济负担或住院费用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包含 14 个因素，其中以住院天数、相关合并症、尘肺期别为对患者经济负担（或住院费用）有影响或存在差异最重要的指标。可能是因有并发症的尘肺病患者其年均门诊、住院次数和次均门诊、住院直接医疗费用高于无并发症尘肺病患者。尘肺病并发症会加重病例伤残，严重影响心肺功能，增加病例就诊次数和就诊医疗时间，控制并发症的费用远大于抗纤维化的费用，而随着尘肺分期级别的增高，直接经济损失也明显增多。中国人群因尘肺病引起的疾病负担主要集中在男性，多数为职业病引起，以中老年男性为尘肺病发病的主体人群，但年轻患者因发病年龄早、病程长以及合并症/并发症等因素造成其 YLD 更大的现象也应重视。目前中国人群尘肺病疾病负担中矽肺和煤工尘肺贡献占 80% 以上[6]，这与我国当前仍以矽肺和煤工尘肺发病人数较多有关。因此，降低矽肺和煤工尘肺的发病能有效降低中国人群尘肺病疾病负担。
本系统评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 未能收集灰色文献及数据库相关数据，纳入研究中的文献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倚；② 患者疾病负担评价指标中未包含对无形经济负担的考察，可能低估测算结果；③ 纳入研究的数据来源、结局指标不统一致使研究间异质性较大，只适合对研究结果进行定性描述；④ 经济负担指标缺乏相应的统一量化可纵向折旧及横向比较的指标，不同研究纳入的费用项目有差异，进一步增加了研究结果间的异质性。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尘肺患者疾病负担仍重，积极采取防尘措施预防尘肺发生是减轻尘肺疾病负担的重要策略。DALY 作为疾病负担研究的主要测量指标，能够统一衡量尘肺及危险因素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建议将持续降低中国人群尘肺病的 DALY 作为长远目标，强化遏制尘肺病早发病和早死亡的控制策略。
尘肺病是我国法定职业病之一，其作为一种慢性职业病一旦罹患就难以康复，给国家和患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和健康损失。面对尘肺病患者带来的终身医疗费用等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如何科学合理地确定尘肺病疾病负担是卫生决策的当务之急。既往国内有关尘肺病疾病负担研究的结果和数据相对独立，在不同年份、地区、人群、病种之间无法比较，尚缺乏尘肺病防治科学决策的有力证据。因此，需要对我国尘肺病的疾病负担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从而有效地分配卫生资源。本文通过回顾国内有关尘肺患者的疾病负担研究，运用系统评价方法分析中国人群尘肺疾病负担，并比较不同患者年龄、性别、地区之间的差异，以了解尘肺病疾病负担的变化趋势和特征，为评价我国尘肺患者防治政策效果、推动制定尘肺病防控对策提供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1.1 纳入和排除标准
1.1.1 纳入标准
① 研究主题是尘肺疾病负担的观察性研究；② 研究人群来自中国的研究；③ 发表文种限中、英文。
1.1.2 排除标准
① 重复发表的文献；② 无相关数据的文献。
1.2 文献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 PubMed、EBSCO、Web of Science、CNKI、VIP 和 WanFang Data 数据库，收集以尘肺疾病负担为主题的研究，检索时限均从建库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中文检索词包括：尘肺、疾病负担、费用、中国；英文检索词包括：pneumoconiosis、disease burden、cost of disease、China，以 PubMed 为例，其检索策略见框 1。
1.3 文献筛选和资料提取
由 2 位评价员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交叉核对，如遇分歧，则咨询第三方协助判断，缺乏的资料尽量与作者联系予以补充。文献筛选时首先阅读文题和摘要，在排除明显不相关的文献后，进一步阅读全文，以确定最终是否纳入。资料提取内容主要包括：① 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包括研究题目、第一作者、研究时间、研究地点、数据来源和发表时间等；② 研究对象的基线特征，包括患病和死亡状况描述；③ 偏倚风险评价的关键要素；④ 疾病负担测量指标（经济负担、DALY、YLL、YLD 等）。
1.4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
由 2 名评价员按照美国卫生保健研究与质量机构（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推荐的横断面研究评价标准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
1.5 统计分析
使用 EndNote X8 软件进行文献管理，Excel 2016 软件进行文献资料数据整理和分析。以 DALY 和经济负担指标为主要分析指标，对中国人群尘肺疾病负担进行三间分布（人群、时间和空间）的描述性分析。
2 结果
2.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初检出相关文献 428 篇，经逐层筛选后，最终纳入 26 个研究[1-26]。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所检索的数据库及检出文献数具体如下：PubMed（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与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见表 1。纳入研究中，以 DALY 为主要疾病负担测量指标的文献共 14 篇（表 2）。偏倚风险评价结果见表 3。
表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表2
以 DALY 为主要结局指标的纳入研究结果
表3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2.3 中国尘肺患者经济负担变化趋势
在李霞等[1]对尘肺患者经济负担研究进展文献中调查得湖北省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41 例尘肺病患者一年总的直接经济负担为 1 533 550 元，人均为 6 363.28 元，该调查尘肺病患者直接经济损失低于叶孟良等[3]调查的尘肺病患者直接经济损失。淮北矿业集团 1972～2013 年入矿的接尘工人由于发生尘肺病，造成的总经济损失为 2 842 185 447.70 元，人均总经济损失 2 252 127.93 元（2 842 185 447.70 元/1 262 人）[14]。其中直接经济损失占 81.59%，间接经济损失占 18.41%，直接经济损失是间接经济损失的 4.42 倍。在对山西大同 15 座煤矿 1970～2010 年入矿的所有接尘工人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如果追加投入防尘经费，采取先进的防尘设施，能够使 537 人免于发病。每发生 1 例尘肺患者，将造成 224.8 万元（直接经济损失与间接经济损失之和）的经济损失，少发病 537 人就能挽回 12.07 亿元的经济损失，从而获得经济效益 3.64 亿元[21]。且尘肺病的寿命损失和经济损失随疾病进展和残疾程度的提高会不断增加，故防制尘肺病具有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相关卫生政策仍需强调尘肺病防治和控制。
从中国尘肺疾病负担的时间变化趋势来看，2017 年中国人群因尘肺病造成的 DALY 为 247 619 人年，占中国总 DALY（371 485 307 人年）的 0.067%，在 169 类疾病中排名第 112 位，较 1990 年（115 位）上升了 3 位；1990～2017 年间，中国和全球因尘肺病造成的 DALY（1990：2 000 526 人年；2017：247 619 人年）、YLL（1990：227 146 人年；2017：204 569 人年）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而 YLD（1990：23 380 人年；2017：43 050 人年）则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从地区分布来看，尘肺患者疾病经济负担在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沈福海[21]的研究显示山西大同煤矿集团 15 座煤矿中的 1970～2010 年入矿参加工作的接尘工人被诊断为煤工尘肺病患者 1 847 例，这 1 847 例尘肺病患者都存在伤残导致的健康寿命损失，公式计算结果显示，尘肺造成了 13 313.39 年的健康寿命损失，平均每人损失 7.21 年；单个尘肺患者最少的损失 0.06 年，最多的损失 18.30 年；30～50 年龄段的尘肺患者造成的 YLD 损失在总 YLD 中所占比例最大，且患者确诊年龄越小，造成的 YLD 越大。房巧玲[2]调查了 2001～2002 年山东省尘肺病患者研究流行病学负担为每人平均 8.37 人年，李红梅[17]研究发现尘肺病流行病学负担为每人平均 12.95 人年，较 2003 年增加 4.58 人年，增长率为 55%，平均增长率 16%。
2.4 经济负担影响因素
共有 14 个研究给出了患者住院费用影响因素相关数据，12 个研究未进行相关研究。在尘肺疾病患者经济负担或住院费用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包含 14 个因素，表 4 将 14 个因素按照人口学特征、住院相关指标、临床医学指标、统计分析指标 4 个条目进行汇总分析。其中，住院天数（6 篇）、相关合并症（5 篇）、尘肺期别（4 篇）是 14 个因素中对尘肺病患者经济负担（或住院费用）有影响或存在差异篇数最高的指标。在纳入研究的文献中有 3 个研究[1, 4, 16]报道了“各地经济发展”与患者住院费用的关系，李霞等[1]研究显示，因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医疗费用、护理费、营养费、误工工资都受当地经济水平影响。有 4 个研究[1, 4, 16]报道了直接经济损失的测算，因测量的方法和指标不同，可能造成结果差异。邹华等[18]研究显示，有并发症的尘肺病患者其年均门诊和住院次数、次均门诊和住院直接医疗费用均高于无并发症尘肺病患者。尘肺病并发症会加重病例伤残，严重影响心肺功能，增加患者就诊次数和延长就诊医疗时间，控制并发症的费用远大于抗纤维化的费用，有 4 个研究[9, 15, 17, 18]报道随着尘肺病分期级别，直接经济损失也明显增多。随着尘肺病分期级别增加，患者的次均门诊、住院直接医疗费用也相应增加，尘肺病的严重程度影响尘肺病患者的就医次数和就诊时间，增加尘肺病患者直接经济负担[18]。刘军等[9]研究显示，随着住院天数、肺功能损伤程度、伤残等级、尘肺分期级别每增加 1 个单位，则住院费用分别增加 179.56 元、13 757.09 元、6 911.83 元、11 887.16 元。
表4
尘肺病患者经济负担差异影响因素分析情况
2.4.1 性别年龄别疾病负担分析
朱晓俊等[6]调查显示对 2017 年中国人群因尘肺病引起的疾病负担主要集中在男性，其发病数、死亡数、DALY 分别为 30 449 例（94.5%）、8 308 例（93.3%）、232 803 人年（94.0%）。2017 年中国尘肺病发病数、DALY、YLL 在<65 岁人群随年龄增长而增加，≥65 岁人群逐步下降；死亡数、YLD 则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发病率、死亡率、DALY 率、YLL 率和 YLD 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65 岁年龄阶段的发病数、死亡数、DALY、YLL、YLD 分别为 13 829 例（42.9%）、3 596 例（40.4%）、142 788 人年（57.7%）、127 207 人年（62.2%）、15 581 人年（36.2%）。叶孟良等[3]的研究则认为从 YLD 的年龄分布来看，YLD 的损失在 40～50 岁达到高峰，随着发病年龄增长，YLD 的损失逐渐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尘肺是无法治愈的慢性病，将伴随终生。而且随病程的增加，失能进行性加重，所以患者发病越早，健康寿命损失越大。同时，YLD 的计算中，年龄权数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老年人的年龄权数较年轻人低，因此随着发病年龄推后，YLD 损失逐渐减少。2006～2015 年杭州市余杭区新发尘肺病例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男性患者远多于女性，集中于 45～65 岁（79.1%），提示本地中老年男性是余杭区尘肺病发病的主体人群[12]。李红梅[17]对职业病患者生活质量、疾病负担及相关因素研究调查显示，在 255 例职业病患者中男性 185 例（72.5%），女性 70 例（27.5%），30～60 岁的 122 例（47.8%），大于 60 岁的 133 例（52.2%）。在山西大同煤矿集团 1970 年以后开始接尘的煤矿工人中，有 1 847 人被诊断为煤工尘肺患者，均为男性；这 1 847 例尘肺患者都存在伤残导致的健康寿命损失，单个尘肺患者最少的损失 0.06 年，最多的损失 18.30 年。30～50 年龄段的尘肺患者造成的 YLD 损失在总 YLD 中所占比例最大，确诊年龄越小，造成的 YLD 越大[21]。叶孟良等[3]对重庆市尘肺病疾病负担研究的全部患者皆为男性，最小发病年龄为 20 岁，最大发病年龄为 84 岁。平均发病年龄为 50.73 岁。
2.4.2 不同尘肺病病种的疾病负担
矽肺和煤工尘肺是 2017 年中国人群尘肺病疾病负担最严重的尘肺病病种，两者合计发病数、死亡数、DALY 分别为 25 667 例（79.7%）、7 695 例（86.4%）和 206 377 人年（83.3%）。矽肺的标化发病率为 0.79/10 万、标化死亡率为 0.34/10 万、标化 DALY 率为 8.32/10 万，均高于其他尘肺病病种。YLL/DAYL 值最大的是矽肺（90.5%），YLD/DALY 值最大的是煤工尘肺（38.1%）。宋志方等[15]对徐州矿务集团的住院尘肺病患者经济损失调查以煤工尘肺为主，共纳入 194 例（97.5%）患者，其中矽肺 2 例（1%），煤矽肺 2 例（1%），电焊工尘肺 1 例（0.5%）。2006～2015 年杭州市余杭区的新发尘肺病例以本地男性矽肺病例为主，主要发生采石企业的工人中。煤炭系统是我国尘肺病高发的行业，我国尘肺目前以矽肺和煤工尘肺发病人数较多。
3 讨论
尘肺病被认为是一类没有医疗终结的疾病，且罹患尘肺病后可引起多种并发症/合并症，严重影响患者的劳动能力、生存质量以及社会活动能力等，给劳动者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终身疾病负担[27, 28]。系统评价中国人群尘肺疾病负担水平和变化趋势可为中国人群职业健康保护行动科学决策、推动制定未来的尘肺病防控对策提供依据和参考。
本研究发现近十年中国人群尘肺病的 DALY 和 YLL 降幅低于全球降幅，YLD 升幅高于全球升幅，YLD 所占 DALY 比重均有上升，这可能与我国一部分尘肺病患者发病年龄早、病程长以及合并症/并发症有关。在尘肺疾病患者经济负担或住院费用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包含 14 个因素，其中以住院天数、相关合并症、尘肺期别为对患者经济负担（或住院费用）有影响或存在差异最重要的指标。可能是因有并发症的尘肺病患者其年均门诊、住院次数和次均门诊、住院直接医疗费用高于无并发症尘肺病患者。尘肺病并发症会加重病例伤残，严重影响心肺功能，增加病例就诊次数和就诊医疗时间，控制并发症的费用远大于抗纤维化的费用，而随着尘肺分期级别的增高，直接经济损失也明显增多。中国人群因尘肺病引起的疾病负担主要集中在男性，多数为职业病引起，以中老年男性为尘肺病发病的主体人群，但年轻患者因发病年龄早、病程长以及合并症/并发症等因素造成其 YLD 更大的现象也应重视。目前中国人群尘肺病疾病负担中矽肺和煤工尘肺贡献占 80% 以上[6]，这与我国当前仍以矽肺和煤工尘肺发病人数较多有关。因此，降低矽肺和煤工尘肺的发病能有效降低中国人群尘肺病疾病负担。
本系统评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 未能收集灰色文献及数据库相关数据，纳入研究中的文献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倚；② 患者疾病负担评价指标中未包含对无形经济负担的考察，可能低估测算结果；③ 纳入研究的数据来源、结局指标不统一致使研究间异质性较大，只适合对研究结果进行定性描述；④ 经济负担指标缺乏相应的统一量化可纵向折旧及横向比较的指标，不同研究纳入的费用项目有差异，进一步增加了研究结果间的异质性。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尘肺患者疾病负担仍重，积极采取防尘措施预防尘肺发生是减轻尘肺疾病负担的重要策略。DALY 作为疾病负担研究的主要测量指标，能够统一衡量尘肺及危险因素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建议将持续降低中国人群尘肺病的 DALY 作为长远目标，强化遏制尘肺病早发病和早死亡的控制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