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性研究综合框架（CFIR）将许多已发表的实施性研究理论、框架和模式进行提取分析和归纳整合，为研究者探究证据实施中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全面且实用的理论框架。本文介绍了 CFIR 的起源、核心内容及其在循证护理实践中的应用示例，以期为研究者运用 CFIR 开展实施性研究提供借鉴。
引用本文： 张秋雯, 庞冬, 胡嘉乐, 王志稳, 金三丽, 杨万通. 实施性研究综合框架（CFIR）的构成要素解读.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21, 21(3): 355-360. doi: 10.7507/1672-2531.202008076 复制
实施科学是指将科学发现及循证干预方案系统地整合到临床实践和健康政策中，从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有效性的研究过程[1]。实施科学作为应对当今社会复杂问题而诞生的交叉学科，其理念和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2]。在实施科学中，不同应用理论、框架、模式有助于理解和解释影响实施结局的因素[3]。Birken 等[4]在 2015～2016 年开展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实施性研究使用的理论、框架及模式超过 100 种，其中《实施性研究综合框架》（consolidated framework for implementation research，CFIR）是使用频率最高的理论框架之一。形成性评价是一个严格的评价过程，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明确对实施的进展和有效性产生影响的潜在因素和实际因素[5]。CFIR 将干预方案的实施分为不同的类别及构成要素，可用来指导干预方案实施中的形成性评价[6]。本文旨在介绍 CFIR 的主要内容并以示例进行解读，力求为我国研究者探究影响实施的因素提供方法学支持。
1 CFIR 的起源
鉴于已发表的众多理论在结构上存在一定的重叠或互补部分，且这些理论针对类似结构的解释和定义都不相同[7]。因此，2009 年 Damschroder 等[7]回顾了涵盖 13 个学科的 500 余篇实施性研究文献，查找和筛选出涉及传播、创新、组织变革、实施、知识转化和应用研究内容等方面的 19 个卫生服务研究中应用的理论或模式，其中包括 PARiHS 模式（Promoting Action on Research Implementation in Health Service）[8]、渥太华研究应用模式（Ottawa Model of Research Use，OMRU）[9]和 Stetler 研究应用模式（the Stetler Model of Research Utilization）[10]等。通过对这些现存理论或模式中的结构进行提取分析和归纳整合，他们整合出 CFIR 这个“元理论框架（meta-theoretical framework）”。CFIR 包含干预方案的特征（intervention characteristics）、外部因素（outer setting）、内部因素（inner setting）、个体特征（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s）和实施过程（process）5 个主要维度的 39 个构成要素，这些要素相互作用进而影响干预方案的实施和实施效果。
2 CFIR 的主要内容和解读
为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和应用 CFIR 开展实施性研究，本研究团队在 CFIR 团队的授权下，完成了 CFIR 的汉化。CFIR 中文版工具见表 1，也可在 CFIR 网站[11]上浏览和下载。本文参考 CFIR 团队发表的解读内容[7]，对 CFIR 的 5 个主要维度（图 1）及其包含的 39 个构成要素进行解读。
表1
实施性研究综合框架（CFIR）的构成要素
图1
CFIR 的主要维度
2.1 干预方案的特征
CFIR 中的第一个主要维度指针对特定的实施环境所制定的干预方案。通常情况下，未被调整的干预方案很难适应实施环境，其实施过程也会受到相关人员抵制，因此需要一个积极过程来促使个人参与其中并完成实施项目。图 1 的左侧显示了一个未根据环境进行调整的干预方案，在实施过程中，环境与干预方案之间经常发生相互塑造。干预方案在图 1 中显示为不规则的形状，因为干预方案通常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具有多种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干预方案可被概念化为“核心部分”（干预方案本身必不可少的要素）和“可调整部分”（与实施的干预方案和组织相关的可调整要素、结构和系统）。从图 1 的左侧到右侧，干预方案和环境两个部分形状都发生了改变，提示它们是共同进化和彼此适应的。
干预方案的特征由 8 个要素构成。干预方案的来源这一要素可包括已发表的文献、指南、患者的体验、地方试点的结果等。对于复杂性这一要素，其评估方法之一是通过“长度”（使用或实施干预方案的过程或步骤的数量）和“宽度”（在决策点处呈现出的选择的数量）进行评估。随着潜在的目标组织机构（团队、诊所、部门）或人员类型（提供者、患者、管理者）的增多，干预方案的复杂性也会增加。
2.2 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指影响实施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在图 1 中，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之间的界限并不完全清晰，而是动态变化、不稳定的。外部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实施，这种变化通常是通过内部因素来调节。一个具体因素属于“外部”还是“内部”由实施的情境所决定，例如，诊所位置偏远在一项研究中可能是外部因素，但在另一项研究中可能是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中共包括 4 个要素：第一，患者需求与资源。为改善患者结局，组织在实施干预方案的过程中必须考虑患者的需求和资源。以患者为中心的组织更有可能高效地实施变革。第二，外部协作。支持和促进员工同外部协作会使组织更有可能快速地实施变革。第三，同行压力。同行是指能使组织感受到亲和力或竞争力的任何外部机构。由于其他同行或竞争者为取得竞争优势已经实施或正准备实施该方案，因此对于采用干预方案较晚的组织来说，实施的压力可能更大。第四，外部政策与激励。外部因素中还包括有助于推广干预方案的外部政策与激励方式。
2.3 内部因素
内部因素在图 1 中由散在分布的线条表示，指影响干预实施的组织内部文化、组织结构及网络等情境因素。内部因素中的各因素相互关联并影响干预方案的实施。
内部因素包括 5 个主要构成要素：第一，组织的结构特征。团队越稳定（成员与团队能够保持紧密联系；人员流动率低），实施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管理密度（管理人员与总员工数的比例）与实施呈正相关。第二，协作与沟通。组织内各层级之间的协作与沟通可能是强或弱、正式或非正式、有形或无形。高质量的正式沟通可提升实施的有效性。此外，个体之间的关系可能比个体的属性更重要，建立这些关系可对实施干预产生积极的影响。第三，内部文化。文化是内部因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变革工作的目标都是组织中客观方面的内容，比如工作任务、组织结构和行为。很多变革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未能改变组织中无形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第四，实施氛围。可通过切实可行的手段评估实施氛围，如政策、程序和奖励制度。第五，实施准备度。这里包括领导力投入、可用资源、知识与信息的可及性三个要素。领导力可来源于组织内任何层级的领导者，例如，对实施工作有影响的行政领导、中层管理人员、临床一线管理人员或团队领导者。有关干预方案的知识和信息获取途径包括专家、其他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培训、文件和计算机信息系统等所有来源。
2.4 个体特征
CFIR 的第四个主要维度是与干预实施相关的个体。个体拥有专门的机构，个体选择会影响其他人，进而影响实施结果。个体是文化、组织、专业、个人心态、行为标准、兴趣和从属关系的载体。“内部因素”维度中的个体包括目标用户和其他受影响的个体。此外，个体也属于“过程”维度。
个体特征这一维度包括 4 个构成要素：第一，有关干预方案的知识与信念。从同行那里获得的主观意见更易理解和令人信服，这些意见有助于激发个体的实施热情，而消极的意见来源通常会造成个体对实施的抵抗。此外，变革受到的重视程度可影响个体的变革意愿。第二，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是由在特定环境中执行特定行为的能力所决定的。个体为达到实施目标需做出一定改变，他们对自己的改变能力越有信心，其自我效能就越高。具有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更有可能接受干预方案，即使面对阻碍也会以坚定的态度实施干预方案。第三，个体所处的变革阶段。使用干预方案过程中个体所处的具体阶段取决于研究中使用的基础模型。第四，个体对组织的认同感。对组织的认同感会影响个体参与实施的意愿。与组织相处融洽的个体愿意为组织付出额外的努力并承担风险，这些个体对组织的认同程度较好。
2.5 过程
第五个主要维度是实施的过程，过程主要指个体和组织层面促进干预方案被采纳的方法。成功的实施通常需要一个积极的变革过程，目的是实现个体和组织层面的干预方案。来自内部或外部（例如，当地拥护者、外部变革推动者）的个体可积极地推动实施过程。图 1 将实施过程描述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子过程，由多个循环序列和阴影箭头表示。由于在组织中经常有多个层级同时发生实施过程，因此这些子过程发生顺序并非固定不变，这也体现了执行和评估实施的复杂性。这些子过程可是计划的或自发的，有意识的或潜意识的，线性的或非线性的。但在理想情况下，所有过程都指向有效实施这一个大方向。
CFIR 描述了实施过程中的 4 个基本活动：计划、动员、执行、反思与评价。第一，计划。计划的具体步骤及内容将根据用于指导实施的理论或模型而变化。一个好的计划应满足以下 5 个因素：考虑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观点；针对人群特点量身定制策略（例如，按专业、人口、文化和组织属性来分组）；确定适当的风格、图像和隐喻并用于提供信息和教育；确定并使用适当的沟通渠道；使用严格的监控与评估方法追踪实施目标的进展。组织可模拟计划的实施，让团队成员在正式实施计划前学习干预方法、测试过程并建立信心。组织也可采取渐进式方法，将干预分解为可逐步实施且容易管理的多个部分。计划应考虑所有可调整和不可调整的情境因素，针对可调整因素设计实施策略来优化，针对不可调整的因素开发工作流程。第二，动员。团队中的早期成员需要经过精挑细选，特别是“实施领导者”和“拥护者”。如果早期用户或领导者与预期用户有类似的社会经济、专业、教育和文化背景，个体将更有可能采取干预方案。第三，执行。计划的执行是不断变化的，因而难以对其进行评估。执行的质量可参考以下几点进行评估：按照计划实施的准确程度、实施的强度（质量和深度）、任务完成的及时性及关键个体（例如实施领导者）在实施过程中的参与程度。第四，反思与评价。它包括传统形式的反馈，如报告、图表和质性反馈等。在干预方案实施前、实施中和实施后投入时间进行反思或汇报是促进共同学习和改进实施的一种重要方式。
3 CFIR 的应用举例
作为一个全面且实用的理论框架，CFIR 已被用于世界各国的烟草使用[12, 13]、体重管理[14, 15]、宫颈癌预防和筛查[16, 17]等领域的实施性研究。CFIR 可用于质性研究、定量研究等各种研究方法中，用于指导数据收集、数据分析、解释说明研究结果和开发实施策略，用于干预方案实施前、实施中和实施后的各个阶段[18, 19]。CFIR 官网[11]针对质性研究有访谈提纲、观察清单、会议记录清单、资料分析用的编码本等资源。针对定量研究目前没有推荐的测量工具，但有研究团队正在基于 CFIR 开发测量工具或将 CFIR 与其他量表进行匹配。此外，为了帮助实施者和研究者选择最佳的实施策略来解决基于 CFIR 的障碍因素，Waltz 等[20]于 2019 年基于“实施变革的专家意见（Expert Recommendations for Implementing Change，ERIC）”开发了 CFIR-ERIC 实施策略匹配工具（CFIR-ERIC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Matching Tool），该工具可在 CFIR 官网获取。
胡嘉乐等[21]在 2020 年使用 CFIR 作为理论框架，进行了一项“探究在中国情境下影响患儿操作性疼痛治疗有效性的障碍因素和促进因素”的描述性质性研究。本文以其为例来介绍 CFIR 的具体应用方法。
该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我国某医院中 3 个小儿外科病房中的护理及医生领导者进行资料收集。一共有 10 名受访者参与焦点小组访谈，13 名受访者参与个人访谈。该研究访谈提纲由研究者自行设计，访谈内容涉及干预方案、环境和个体三个层面。该研究采用定向内容分析法，运用归纳和演绎来确定促进因素、障碍因素和中性影响因素。研究者对访谈转录文本按照 CFIR 编码手册进行编码。根据 CFIR 中的 4 个维度（干预方案的特征、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和个体特征）及其包括的 29 个构成要素，将代码分为通用类别和亚类别。因该研究在干预方案实施前开展，故不涉及“过程”这一维度的内容。
该研究共识别出 41 项实施影响因素，其中包括 2 项中性影响因素、22 项障碍因素和 17 项促进因素。这些影响因素被分为 4 个一般类别和 25 个亚类别。例如，一般类别中的“干预方案的特征”包括干预方案的来源、证据强度与质量、相对优势等 6 个亚类别，“外部因素”包括患者需求与资源、外部协作和外部政策与激励 3 个亚类别。此研究在干预方案实施前进行影响因素评估，可作为干预方案实施中和实施后评估的基础。此外，识别出患儿操作性疼痛治疗的障碍因素和促进因素有助于规划实施策略。在此基础上，该研究团队运用 CFIR-ERIC 映射工具识别出 3 个实施策略，它们分别是开展周期性的变革小测试、进行本地共识讨论和提升适应性。
4 CFIR 的优势和局限性
CFIR 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众多理论、框架及模式中的结构，因此其适用范围更广，具备较好的应用价值。例如，研究者可运用 CFIR 的一系列工具设计适当的研究方法以探究影响干预策略实施的各种因素，可将研究结果同其他情境下的同类研究进行比较，进而识别出特定情境下的影响因素[7]。然而，CFIR 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CFIR 的维度及其构成因素较多，对没有进行过实施性研究的研究者来说，理解和运用 CFIR 可能存在一定困难。此外，由于国内外的文化差异性，CFIR 中文版在我国的适用性及其各要素的定义仍需不断检验。
综上所述，CFIR 是一个实用的“元理论框架”，它对涉及干预方案、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个体特征和实施过程的具体因素进行了全面的分类。随着我国实施性研究数量增多、研究方法多样化，CFIR 作为应用最广泛的影响因素框架之一，将对我国学者开展实施影响因素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实施科学是指将科学发现及循证干预方案系统地整合到临床实践和健康政策中，从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有效性的研究过程[1]。实施科学作为应对当今社会复杂问题而诞生的交叉学科，其理念和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2]。在实施科学中，不同应用理论、框架、模式有助于理解和解释影响实施结局的因素[3]。Birken 等[4]在 2015～2016 年开展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实施性研究使用的理论、框架及模式超过 100 种，其中《实施性研究综合框架》（consolidated framework for implementation research，CFIR）是使用频率最高的理论框架之一。形成性评价是一个严格的评价过程，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明确对实施的进展和有效性产生影响的潜在因素和实际因素[5]。CFIR 将干预方案的实施分为不同的类别及构成要素，可用来指导干预方案实施中的形成性评价[6]。本文旨在介绍 CFIR 的主要内容并以示例进行解读，力求为我国研究者探究影响实施的因素提供方法学支持。
1 CFIR 的起源
鉴于已发表的众多理论在结构上存在一定的重叠或互补部分，且这些理论针对类似结构的解释和定义都不相同[7]。因此，2009 年 Damschroder 等[7]回顾了涵盖 13 个学科的 500 余篇实施性研究文献，查找和筛选出涉及传播、创新、组织变革、实施、知识转化和应用研究内容等方面的 19 个卫生服务研究中应用的理论或模式，其中包括 PARiHS 模式（Promoting Action on Research Implementation in Health Service）[8]、渥太华研究应用模式（Ottawa Model of Research Use，OMRU）[9]和 Stetler 研究应用模式（the Stetler Model of Research Utilization）[10]等。通过对这些现存理论或模式中的结构进行提取分析和归纳整合，他们整合出 CFIR 这个“元理论框架（meta-theoretical framework）”。CFIR 包含干预方案的特征（intervention characteristics）、外部因素（outer setting）、内部因素（inner setting）、个体特征（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s）和实施过程（process）5 个主要维度的 39 个构成要素，这些要素相互作用进而影响干预方案的实施和实施效果。
2 CFIR 的主要内容和解读
为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和应用 CFIR 开展实施性研究，本研究团队在 CFIR 团队的授权下，完成了 CFIR 的汉化。CFIR 中文版工具见表 1，也可在 CFIR 网站[11]上浏览和下载。本文参考 CFIR 团队发表的解读内容[7]，对 CFIR 的 5 个主要维度（图 1）及其包含的 39 个构成要素进行解读。
表1
实施性研究综合框架（CFIR）的构成要素
图1
CFIR 的主要维度
2.1 干预方案的特征
CFIR 中的第一个主要维度指针对特定的实施环境所制定的干预方案。通常情况下，未被调整的干预方案很难适应实施环境，其实施过程也会受到相关人员抵制，因此需要一个积极过程来促使个人参与其中并完成实施项目。图 1 的左侧显示了一个未根据环境进行调整的干预方案，在实施过程中，环境与干预方案之间经常发生相互塑造。干预方案在图 1 中显示为不规则的形状，因为干预方案通常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具有多种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干预方案可被概念化为“核心部分”（干预方案本身必不可少的要素）和“可调整部分”（与实施的干预方案和组织相关的可调整要素、结构和系统）。从图 1 的左侧到右侧，干预方案和环境两个部分形状都发生了改变，提示它们是共同进化和彼此适应的。
干预方案的特征由 8 个要素构成。干预方案的来源这一要素可包括已发表的文献、指南、患者的体验、地方试点的结果等。对于复杂性这一要素，其评估方法之一是通过“长度”（使用或实施干预方案的过程或步骤的数量）和“宽度”（在决策点处呈现出的选择的数量）进行评估。随着潜在的目标组织机构（团队、诊所、部门）或人员类型（提供者、患者、管理者）的增多，干预方案的复杂性也会增加。
2.2 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指影响实施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在图 1 中，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之间的界限并不完全清晰，而是动态变化、不稳定的。外部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实施，这种变化通常是通过内部因素来调节。一个具体因素属于“外部”还是“内部”由实施的情境所决定，例如，诊所位置偏远在一项研究中可能是外部因素，但在另一项研究中可能是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中共包括 4 个要素：第一，患者需求与资源。为改善患者结局，组织在实施干预方案的过程中必须考虑患者的需求和资源。以患者为中心的组织更有可能高效地实施变革。第二，外部协作。支持和促进员工同外部协作会使组织更有可能快速地实施变革。第三，同行压力。同行是指能使组织感受到亲和力或竞争力的任何外部机构。由于其他同行或竞争者为取得竞争优势已经实施或正准备实施该方案，因此对于采用干预方案较晚的组织来说，实施的压力可能更大。第四，外部政策与激励。外部因素中还包括有助于推广干预方案的外部政策与激励方式。
2.3 内部因素
内部因素在图 1 中由散在分布的线条表示，指影响干预实施的组织内部文化、组织结构及网络等情境因素。内部因素中的各因素相互关联并影响干预方案的实施。
内部因素包括 5 个主要构成要素：第一，组织的结构特征。团队越稳定（成员与团队能够保持紧密联系；人员流动率低），实施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管理密度（管理人员与总员工数的比例）与实施呈正相关。第二，协作与沟通。组织内各层级之间的协作与沟通可能是强或弱、正式或非正式、有形或无形。高质量的正式沟通可提升实施的有效性。此外，个体之间的关系可能比个体的属性更重要，建立这些关系可对实施干预产生积极的影响。第三，内部文化。文化是内部因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变革工作的目标都是组织中客观方面的内容，比如工作任务、组织结构和行为。很多变革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未能改变组织中无形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第四，实施氛围。可通过切实可行的手段评估实施氛围，如政策、程序和奖励制度。第五，实施准备度。这里包括领导力投入、可用资源、知识与信息的可及性三个要素。领导力可来源于组织内任何层级的领导者，例如，对实施工作有影响的行政领导、中层管理人员、临床一线管理人员或团队领导者。有关干预方案的知识和信息获取途径包括专家、其他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培训、文件和计算机信息系统等所有来源。
2.4 个体特征
CFIR 的第四个主要维度是与干预实施相关的个体。个体拥有专门的机构，个体选择会影响其他人，进而影响实施结果。个体是文化、组织、专业、个人心态、行为标准、兴趣和从属关系的载体。“内部因素”维度中的个体包括目标用户和其他受影响的个体。此外，个体也属于“过程”维度。
个体特征这一维度包括 4 个构成要素：第一，有关干预方案的知识与信念。从同行那里获得的主观意见更易理解和令人信服，这些意见有助于激发个体的实施热情，而消极的意见来源通常会造成个体对实施的抵抗。此外，变革受到的重视程度可影响个体的变革意愿。第二，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是由在特定环境中执行特定行为的能力所决定的。个体为达到实施目标需做出一定改变，他们对自己的改变能力越有信心，其自我效能就越高。具有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更有可能接受干预方案，即使面对阻碍也会以坚定的态度实施干预方案。第三，个体所处的变革阶段。使用干预方案过程中个体所处的具体阶段取决于研究中使用的基础模型。第四，个体对组织的认同感。对组织的认同感会影响个体参与实施的意愿。与组织相处融洽的个体愿意为组织付出额外的努力并承担风险，这些个体对组织的认同程度较好。
2.5 过程
第五个主要维度是实施的过程，过程主要指个体和组织层面促进干预方案被采纳的方法。成功的实施通常需要一个积极的变革过程，目的是实现个体和组织层面的干预方案。来自内部或外部（例如，当地拥护者、外部变革推动者）的个体可积极地推动实施过程。图 1 将实施过程描述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子过程，由多个循环序列和阴影箭头表示。由于在组织中经常有多个层级同时发生实施过程，因此这些子过程发生顺序并非固定不变，这也体现了执行和评估实施的复杂性。这些子过程可是计划的或自发的，有意识的或潜意识的，线性的或非线性的。但在理想情况下，所有过程都指向有效实施这一个大方向。
CFIR 描述了实施过程中的 4 个基本活动：计划、动员、执行、反思与评价。第一，计划。计划的具体步骤及内容将根据用于指导实施的理论或模型而变化。一个好的计划应满足以下 5 个因素：考虑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观点；针对人群特点量身定制策略（例如，按专业、人口、文化和组织属性来分组）；确定适当的风格、图像和隐喻并用于提供信息和教育；确定并使用适当的沟通渠道；使用严格的监控与评估方法追踪实施目标的进展。组织可模拟计划的实施，让团队成员在正式实施计划前学习干预方法、测试过程并建立信心。组织也可采取渐进式方法，将干预分解为可逐步实施且容易管理的多个部分。计划应考虑所有可调整和不可调整的情境因素，针对可调整因素设计实施策略来优化，针对不可调整的因素开发工作流程。第二，动员。团队中的早期成员需要经过精挑细选，特别是“实施领导者”和“拥护者”。如果早期用户或领导者与预期用户有类似的社会经济、专业、教育和文化背景，个体将更有可能采取干预方案。第三，执行。计划的执行是不断变化的，因而难以对其进行评估。执行的质量可参考以下几点进行评估：按照计划实施的准确程度、实施的强度（质量和深度）、任务完成的及时性及关键个体（例如实施领导者）在实施过程中的参与程度。第四，反思与评价。它包括传统形式的反馈，如报告、图表和质性反馈等。在干预方案实施前、实施中和实施后投入时间进行反思或汇报是促进共同学习和改进实施的一种重要方式。
3 CFIR 的应用举例
作为一个全面且实用的理论框架，CFIR 已被用于世界各国的烟草使用[12, 13]、体重管理[14, 15]、宫颈癌预防和筛查[16, 17]等领域的实施性研究。CFIR 可用于质性研究、定量研究等各种研究方法中，用于指导数据收集、数据分析、解释说明研究结果和开发实施策略，用于干预方案实施前、实施中和实施后的各个阶段[18, 19]。CFIR 官网[11]针对质性研究有访谈提纲、观察清单、会议记录清单、资料分析用的编码本等资源。针对定量研究目前没有推荐的测量工具，但有研究团队正在基于 CFIR 开发测量工具或将 CFIR 与其他量表进行匹配。此外，为了帮助实施者和研究者选择最佳的实施策略来解决基于 CFIR 的障碍因素，Waltz 等[20]于 2019 年基于“实施变革的专家意见（Expert Recommendations for Implementing Change，ERIC）”开发了 CFIR-ERIC 实施策略匹配工具（CFIR-ERIC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Matching Tool），该工具可在 CFIR 官网获取。
胡嘉乐等[21]在 2020 年使用 CFIR 作为理论框架，进行了一项“探究在中国情境下影响患儿操作性疼痛治疗有效性的障碍因素和促进因素”的描述性质性研究。本文以其为例来介绍 CFIR 的具体应用方法。
该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我国某医院中 3 个小儿外科病房中的护理及医生领导者进行资料收集。一共有 10 名受访者参与焦点小组访谈，13 名受访者参与个人访谈。该研究访谈提纲由研究者自行设计，访谈内容涉及干预方案、环境和个体三个层面。该研究采用定向内容分析法，运用归纳和演绎来确定促进因素、障碍因素和中性影响因素。研究者对访谈转录文本按照 CFIR 编码手册进行编码。根据 CFIR 中的 4 个维度（干预方案的特征、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和个体特征）及其包括的 29 个构成要素，将代码分为通用类别和亚类别。因该研究在干预方案实施前开展，故不涉及“过程”这一维度的内容。
该研究共识别出 41 项实施影响因素，其中包括 2 项中性影响因素、22 项障碍因素和 17 项促进因素。这些影响因素被分为 4 个一般类别和 25 个亚类别。例如，一般类别中的“干预方案的特征”包括干预方案的来源、证据强度与质量、相对优势等 6 个亚类别，“外部因素”包括患者需求与资源、外部协作和外部政策与激励 3 个亚类别。此研究在干预方案实施前进行影响因素评估，可作为干预方案实施中和实施后评估的基础。此外，识别出患儿操作性疼痛治疗的障碍因素和促进因素有助于规划实施策略。在此基础上，该研究团队运用 CFIR-ERIC 映射工具识别出 3 个实施策略，它们分别是开展周期性的变革小测试、进行本地共识讨论和提升适应性。
4 CFIR 的优势和局限性
CFIR 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众多理论、框架及模式中的结构，因此其适用范围更广，具备较好的应用价值。例如，研究者可运用 CFIR 的一系列工具设计适当的研究方法以探究影响干预策略实施的各种因素，可将研究结果同其他情境下的同类研究进行比较，进而识别出特定情境下的影响因素[7]。然而，CFIR 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CFIR 的维度及其构成因素较多，对没有进行过实施性研究的研究者来说，理解和运用 CFIR 可能存在一定困难。此外，由于国内外的文化差异性，CFIR 中文版在我国的适用性及其各要素的定义仍需不断检验。
综上所述，CFIR 是一个实用的“元理论框架”，它对涉及干预方案、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个体特征和实施过程的具体因素进行了全面的分类。随着我国实施性研究数量增多、研究方法多样化，CFIR 作为应用最广泛的影响因素框架之一，将对我国学者开展实施影响因素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