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胎儿童和脱独儿童指原有的独生子女家庭生养二胎后，家庭中原有独生子女变为非独生子女的儿童。然而家庭角色转变的不同时期可能对头胎儿童的影响不同，因此我们提出角色转换期大孩的概念。目前对大孩角色转换期的时间界定不一致，但多数研究涵盖了从母亲怀二孩期间到二孩出生后一段时间点的调查。因此本研究定义角色转换期大孩为正在经历家庭角色转换（由独生子女变为非独生子女），且处于母亲怀二孩期间至二孩出生后一段时间的头胎儿童。国外绝大多数孩子在童年早期会经历家庭角色的转换，童年早期家庭角色转变的压力是否会导致儿童情绪行为的变化或引起相关问题的发生，一直是家长和心理学家重点关注的问题。同时，童年早期的情绪行为问题随着时间推移会逐渐强化，可能增加其成年期适应失调的可能性[1]和社会孤立以及同伴排斥的风险[2,3]，因此对早期儿童角色转换与其情绪行为问题的研究很有必要。
目前角色转换期大孩情绪行为的研究主要在国外开展，国内相关研究缺乏，而国外的研究结果也存在争议。多数研究表明角色转换会增加大孩的抱怨/哭泣[4]、嫉妒[5]、攻击性行为[6]，减少大孩对母亲的亲密互动[7]。但也有研究发现，二孩出生后大孩的语言能力有所提高[8]。2012 年 Volling 等[4]较全面地总结了二孩出生后大孩的心理和行为问题，但该研究仅纳入了国外儿童，且只关注二孩出生后时期大孩的变化，未采用严格的系统评价方法，也未归纳角色转换期的时间界限。从 2016 年中国正式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角色转换大孩开始大量出现，且大孩的角色转换在母亲怀孕期间就已经存在。因此有必要纳入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扩大角色转换期时间界限，充分探讨角色转换对大孩情绪和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全面检索国内外角色转换期大孩情绪行为特征及变化的研究，通过系统评价方法明确角色转换对大孩情绪行为的影响及角色转换期的时间范围，为中国角色转换期儿童心理研究和教育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1.1.1 研究类型
包括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包括访谈和观察法，定量研究包括横断面调查和队列研究。
1.1.2 研究对象
角色转换期大孩。
1.1.3 研究主题
报告了角色转换期大孩情绪和行为的特征和变化。
1.1.4 结局指标
角色转换期大孩各情绪和行为的发生频率或得分情况。
1.1.5 排除标准
① 非中、英文文献；② 重复发表的研究。
1.2 文献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 CBM、VIP、CNKI、WanFang Data、PubMed、Ovid、Web of Science 和 EBSCO 数据库，搜集关于角色转换期大孩情绪行为特征和变化的研究，检索时限均从建库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同时追溯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以补充获取相关文献。中文检索词包括：大孩、头胎儿童、脱独儿童、心理、情绪、行为；英文检索词包括：birth of sibling、firstborn、second child、sibling birth、second pregnancy、infant sibling、baby sibling、behavior、psycho*、mental、emotion*、reaction。以 PubMed 为例，其具体检索策略见框 1。
1.3 文献筛选和资料提取
由 2 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交叉核对。如有分歧，则通过讨论或与第三方协商解决。文献筛选时首先阅读文题，在排除明显不相关的文献后，进一步阅读摘要和全文以确定是否纳入。如有需要，通过邮件、电话联系原始研究作者获取未确定但对本研究非常重要的信息。资料提取内容包括：① 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研究题目、第一作者、发表杂志等；② 研究对象来源、年龄、性别和样本量、角色转换期的调查时间点、研究类型和数据收集方式；③ 大孩的具体行为和情绪分类、数据类型、各情绪行为的发生频率和得分情况。
1.4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
由 2 名评价员独立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定性研究采用 CASP 量表[9,10]进行偏倚风险评价。因为该量表不推荐对研究进行评分，因此仅报告定性研究中每个评价为“是”的条目占总条目数的比例。定量的队列研究采用 NOS 量表[11,12]进行偏倚风险评价。横断面研究采用 AHRQ 量表[13]进行偏倚风险评价。
1.5 统计分析
由于纳入研究在研究设计、调查时间点及结局指标等多方面存在很大异质性，难以进行定量分析，故仅进行定性分析。
2 结果
2.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初检共获得相关文献 2 242 篇，经逐层筛选，最终纳入文献 19 篇[5,8,14-30]，包括 13 个研究。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见图 1。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所检索的数据库及检出文献数具体如下：WanFang Data（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见表 1。
表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2.3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纳入定性队列研究、定量队列研究和横断面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结果分别见表 2～4。
表2
纳入定性队列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表3
纳入定量队列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表4
纳入横断面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2.4 角色转换期大孩的行为特征和变化
纳入的 13 个大孩行为研究[5,8,14-30]中，12 个研究[5,8,14-19]关注角色转换对大孩自身行为的影响；3 个研究[8,14-17,21-23,30]探讨了大孩与父母和二孩之间的互动行为；3 个研究[21-23,24,25]分析了角色转换期间大孩的行为随时间变化的模式或轨迹；4 个研究[8,14-17,24,25]同时研究以上两种或三种大孩行为。
2.4.1 角色转换期大孩自身的行为特征和变化
12 个研究[5,8,14-19]探讨了该问题，其中 4 个研究[18,19,20,26]比较了大孩与独生子女行为特征的差异；8 个研究[5,8,14-17,21-25,27-29]仅调查了大孩的行为特征。
2.4.1.1 大孩与独生子女行为特征的比较
3 个研究[18-20]关注母亲孕早中期和孕晚期时两个群体的行为差异。1 个研究[19]结果表明 1.5～5 岁大孩比独生子女有更少的分离反应和依赖行为。而 3 个孕晚期的研究结果不一致：1 个研究[18]观察到 1 岁大孩与独生子女的依赖行为、哭泣和寻求亲近行为没有差异；1 个研究[20]发现 1.5～4 岁大孩比独生子女有更多的依赖行为、睡眠问题、突然发怒和退化行为，而另外 1 个研究[19]表明 1.5～5 岁长女的生气行为显著高于独生子女，而长子的分离反应和生气行为显著少于独生子女。
2 个前瞻性队列研究[18,26]发现，与独生子女相比，1 岁大孩在二孩出生后表现出更多的依赖和不安行为[18]，更多的 1.5 岁大孩对母亲的依恋由安全型转变为不安全型[26]。
2.4.1.2 大孩行为特征的自身前后比较
3 个研究[27-29]探讨了二孩出生前后大孩的行为特征，其中 2 个研究[28,29]结果表明在二孩出生后，3～6 岁大孩的退化行为、对母亲的依赖和依恋以及入园焦虑增加[28]，8～12 岁大孩与父母之间的沟通交流行为减少[29]。1 个研究[27]发现，62.36% 的 2～6 岁大孩在二孩出生后愉悦表情、语言表达和关爱他人的积极表现增加。
2 个研究[8,14-17,24]采用观察和访谈的方法，调查了大孩从母亲怀二孩孕晚期到二孩出生后 14 个月的行为变化。1 个研究[8,14-17]发现，二孩出生后 18～43 月龄大孩与母亲的共同玩耍明显减少，且故意淘气行为、静坐、烦恼焦虑、要求行为和安全性物品的使用明显增加，同时大孩的语言交流能力有所提高。另 1 个研究[24]在二孩出生前后访谈了 2～4 岁大孩，发现二孩出生前 82% 的大孩对成为“哥哥、姐姐”有非常积极或积极的感觉，并且在二孩出生后的评估中比例保持稳定；但在对大孩的观察及其母亲的访谈发现，二孩出生后这些大孩总体表现为高水平的对抗、哭闹、依赖、焦虑和模仿行为。
3 个研究[5,21-23,25]采用定量问卷调查大孩从母亲怀二孩孕晚期到二孩出生后 12 个月行为的变化，发现二孩出生后，1～5 岁大孩有更多的外化问题[21-23]，大孩对母亲的安全型依恋显著降低，尤其 2～5 岁大孩下降更明显[25]；另外 1.5～6 岁大孩的抱怨行为增加以及与母亲的拥抱行为减少，但大孩自称宝宝和小孩的表述有所减少[5]。
2.4.2 角色转换期大孩与父母、二孩间的互动行为
3 个研究[8,14-17,21-23,30]探讨了大孩与父母、大孩与二孩之间的互动行为。
2.4.2.1 父母与二孩互动时大孩的反应
2 个研究[8,14-17,21-23]追踪观察了母亲与二孩互动时大孩的行为反应，发现在二孩 14 个月时 18～43 月龄大孩对母亲二孩互动的抗议和观望行为显著高于积极和消极加入[8,14-17]。另 1 个研究发现[21-23]，二孩 1 个月时 12～69 月龄大孩对母亲和二孩的互动表现出 4 种行为反应，即对环境和其他事物的探索、回避、焦虑依恋以及破坏；在父亲二孩互动时，大孩还表现出寻求父亲注意力的行为。
2.4.2.2 大孩对二孩的社会行为
1 个对 40 例 18～43 月龄大孩的研究[8,14-17]发现，母亲和二孩的互动频率与大孩对二孩的积极行为呈负相关，母亲禁止孩子吵架的比例与长子对二孩的敌对行为呈正相关，与友好行为呈负相关。
2.4.2.3 大孩与母亲之间的互动行为
Kojima[30]开展的问卷调查发现，二孩出生前后 46.8% 的 1.1～5.5 岁大孩与母亲的互动很少发生变化，6.4% 的大孩对母亲的积极行为增加，1.3% 的孩子对母亲高度依赖且冲突较多。
2.4.3 角色转换期大孩的行为随时间变化模式
2.4.3.1 大孩自身行为随时间变化的模式
Stewart[24]随访了 41 个 2～4 岁大孩，确定了大孩的 3 种行为变化模式，分别为二孩出生后 4 个月时大孩的高焦虑和 8、12 个月时的高对抗（21 人）；二孩出生后 4 至 12 个月时一直高水平的对抗（5 人）；二孩出生后所有问题行为的低发生率（4 人）。另外，Teti[25]随访了 91 例 1～5 岁大孩在母亲孕晚期至二孩出生后 1～2 个月期间的母子依恋关系，发现了 3 种母子依恋模式，52.7% 的大孩一直保持对母亲的高依恋（高-高模式）、25.3% 的大孩对母亲的依恋表现为高-下降模式、22.0% 的大孩则一直保持对母亲的低依恋（低-低模式）。
2.4.3.2 大孩对二孩的社会行为随时间变化的模式
Volling 等[21-23]追踪观察了 241 例 12～69 月龄大孩在母亲产后 4、8 和 12 个月时对二孩的行为变化，确定了大孩的 3 种行为轨迹。轨迹 1 为积极参与（50%），大孩在二孩出生 4 个月时积极与二孩互动，且随时间推移参与行为增加明显；轨迹 2 为升级对抗（42%），大孩表现为二孩出生 4 至 12 个月时急剧增加的对抗行为；轨迹 3 为早期对抗（8%），大孩在二孩出生 4 至 12 个月均保持稳定的高对抗行为。
2.5 角色转换期大孩的情绪特征和变化
2 个研究[28,29]通过定性访谈调查了角色转换期大孩的情绪变化。张星玮[28]对 10 个 3～6 岁大孩的母亲的访谈发现，2 个母亲的孩子在二孩出生后一年以内情绪变化明显，表现为二孩出生后闷闷不乐经常哭，以及喜欢发脾气无理取闹。赵雪[29]在二孩 3 岁内对 8 个大孩的定性访谈发现，大孩的消极情绪如嫉妒、愤怒/生气、冷漠情绪有所增加，而羡慕、成长感、开心/幸福的积极情绪减少。
3 讨论
本系统评价共纳入 13 个有关角色转换期大孩情绪行为特征和变化的研究，涉及不同国家的 980 例儿童，主要针对 6 岁及以下大孩。国外相关研究最早发表于 1980 年，2000 年后相关研究很少；而国内研究均发表于 2018 年，主要与我国 2016 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有关。角色转换期的时间范围主要集中在孕晚期至二孩出生后 12 个月内。
Bronfenbrenner 等[31]提出的生态转变理论认为，个人角色转变的压力能促进儿童的成长和发展。但是，Hill 提出的家庭危机理论[32]和 Cowan 提出的发展转变模式[33]认为，角色转换会导致大孩消极行为问题的出现。本次系统评价结果表明，角色转换对大孩行为具有消极和积极双重影响，提示角色转换对大孩的影响可能是上述理论假设的结合。同时除 1 个横断面问卷调查发现二孩出生后大孩的积极行为多于消极行为外，多数研究显示为大孩消极行为的增加，故本系统评价的结果更加倾向于家庭危机理论[32]和发展转变模式[33]。
本次系统评价结果表明，母亲怀二孩孕早中期和晚期时，相同年龄段的大孩和独生子女的行为特征存在差异。孕早中期时母亲身体和精神状况未发生明显变化，同时可能因为怀有二孩会对大孩有更多补偿性的关注和陪伴[19]，此时期大孩可能比独生子女有更少的消极行为；但孕晚期时母亲身体和精神状况受到较大影响，对大孩的关注和陪伴时间减少，此时大孩更容易感受到母亲怀孕对自己的影响，从而可能出现更多的行为问题。
另外，儿童年龄、家庭社会经济状况[20]和性别可能导致母亲怀孕晚期时大孩和独生子女行为的不一致。1 岁儿童处于关注玩具等实物的阶段，在二孩“实物”出生前，其认知受到的影响很小，所以大孩和独生子女的行为没有差异。而 1.5～5 岁年龄段大孩因为思维的发展，能够在二孩出生前认识到二孩对自己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与 1 岁儿童不同的行为特征。既往研究表明社会经济状况较差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出现行为问题[34,35]，纳入的 1 个研究[20]也发现，当大孩家庭经济状况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低于独生子女家庭时，大孩表现出更多的消极行为变化。此外，女孩比男孩更敏感，男孩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多于女孩，所以女孩可能更易受到家庭环境改变的影响，表现出比男孩更多的行为问题[19]。
社会文化的差异也可能影响大孩的情绪行为表现。中国角色转换期大孩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生育政策的改变，而国外社会中家庭生养二孩是比较自然且持续存在的社会现象。长期的独生子女生长环境一方面可能激发中国大孩比国外大孩更强烈的占有欲和嫉妒心理，同时因为家庭和社会缺乏相关经验，中国大孩获得的社会支持可能更少，导致中国大孩行为问题的出现；但另一方面，长期的独生子女环境也可能促使中国大孩更期待和渴望二孩的到来以减少孤独感。但此猜想是否成立，还需要更多实证研究予以证实。
二孩行为发育的里程碑事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孩的行为。在母亲临近分娩时，家人对大孩的关注有所减少，且母亲住院与大孩的短期分离可能损害大孩的情感安全，对孩子的行为和社交产生负面影响[21]，增加其情绪行为问题的发生风险[6]；二孩在出生 4 个月时会出现抬头、翻身等活动，导致大孩对二孩的关注增加，继而产生高水平的焦虑、对抗行为或与二孩的互动行为；而二孩在 8 个月和 12 个月时，能够实现小范围的独立活动和行走，可能会参与甚至扰乱大孩的活动，导致大孩对二孩的对抗行为增加。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纳入研究样本量普遍较小，高质量尤其是高质量大样本的研究十分缺乏，且主要关注大孩自身行为的变化，缺乏与独生子女或其他儿童群体的比较；② 主要关注 6 岁以下大孩，对 6 岁以上大孩情绪行为的研究不足；③ 主要关注角色转换期大孩的行为问题，对情绪问题的研究十分缺乏；④ 主要采用定性访谈及观察或自编问卷了解大孩的情绪行为表现，对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缺乏统一界定和规范评价，给不同研究证据的整合带来很大困难和挑战；⑤ 由于纳入研究在研究设计、调查时间点和结局指标等多方面的异质性，且较早发表的研究缺乏对分析数据的报道，本研究无法对纳入研究数据进行定量合并。
综上所述，角色转换主要引起大孩消极情绪和行为的产生，大孩行为随时间变化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受纳入研究数量和质量的限制，上述结论尚待更多高质量研究予以验证。
头胎儿童和脱独儿童指原有的独生子女家庭生养二胎后，家庭中原有独生子女变为非独生子女的儿童。然而家庭角色转变的不同时期可能对头胎儿童的影响不同，因此我们提出角色转换期大孩的概念。目前对大孩角色转换期的时间界定不一致，但多数研究涵盖了从母亲怀二孩期间到二孩出生后一段时间点的调查。因此本研究定义角色转换期大孩为正在经历家庭角色转换（由独生子女变为非独生子女），且处于母亲怀二孩期间至二孩出生后一段时间的头胎儿童。国外绝大多数孩子在童年早期会经历家庭角色的转换，童年早期家庭角色转变的压力是否会导致儿童情绪行为的变化或引起相关问题的发生，一直是家长和心理学家重点关注的问题。同时，童年早期的情绪行为问题随着时间推移会逐渐强化，可能增加其成年期适应失调的可能性[1]和社会孤立以及同伴排斥的风险[2,3]，因此对早期儿童角色转换与其情绪行为问题的研究很有必要。
目前角色转换期大孩情绪行为的研究主要在国外开展，国内相关研究缺乏，而国外的研究结果也存在争议。多数研究表明角色转换会增加大孩的抱怨/哭泣[4]、嫉妒[5]、攻击性行为[6]，减少大孩对母亲的亲密互动[7]。但也有研究发现，二孩出生后大孩的语言能力有所提高[8]。2012 年 Volling 等[4]较全面地总结了二孩出生后大孩的心理和行为问题，但该研究仅纳入了国外儿童，且只关注二孩出生后时期大孩的变化，未采用严格的系统评价方法，也未归纳角色转换期的时间界限。从 2016 年中国正式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角色转换大孩开始大量出现，且大孩的角色转换在母亲怀孕期间就已经存在。因此有必要纳入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扩大角色转换期时间界限，充分探讨角色转换对大孩情绪和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全面检索国内外角色转换期大孩情绪行为特征及变化的研究，通过系统评价方法明确角色转换对大孩情绪行为的影响及角色转换期的时间范围，为中国角色转换期儿童心理研究和教育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1.1.1 研究类型
包括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包括访谈和观察法，定量研究包括横断面调查和队列研究。
1.1.2 研究对象
角色转换期大孩。
1.1.3 研究主题
报告了角色转换期大孩情绪和行为的特征和变化。
1.1.4 结局指标
角色转换期大孩各情绪和行为的发生频率或得分情况。
1.1.5 排除标准
① 非中、英文文献；② 重复发表的研究。
1.2 文献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 CBM、VIP、CNKI、WanFang Data、PubMed、Ovid、Web of Science 和 EBSCO 数据库，搜集关于角色转换期大孩情绪行为特征和变化的研究，检索时限均从建库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同时追溯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以补充获取相关文献。中文检索词包括：大孩、头胎儿童、脱独儿童、心理、情绪、行为；英文检索词包括：birth of sibling、firstborn、second child、sibling birth、second pregnancy、infant sibling、baby sibling、behavior、psycho*、mental、emotion*、reaction。以 PubMed 为例，其具体检索策略见框 1。
1.3 文献筛选和资料提取
由 2 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交叉核对。如有分歧，则通过讨论或与第三方协商解决。文献筛选时首先阅读文题，在排除明显不相关的文献后，进一步阅读摘要和全文以确定是否纳入。如有需要，通过邮件、电话联系原始研究作者获取未确定但对本研究非常重要的信息。资料提取内容包括：① 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研究题目、第一作者、发表杂志等；② 研究对象来源、年龄、性别和样本量、角色转换期的调查时间点、研究类型和数据收集方式；③ 大孩的具体行为和情绪分类、数据类型、各情绪行为的发生频率和得分情况。
1.4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
由 2 名评价员独立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定性研究采用 CASP 量表[9,10]进行偏倚风险评价。因为该量表不推荐对研究进行评分，因此仅报告定性研究中每个评价为“是”的条目占总条目数的比例。定量的队列研究采用 NOS 量表[11,12]进行偏倚风险评价。横断面研究采用 AHRQ 量表[13]进行偏倚风险评价。
1.5 统计分析
由于纳入研究在研究设计、调查时间点及结局指标等多方面存在很大异质性，难以进行定量分析，故仅进行定性分析。
2 结果
2.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初检共获得相关文献 2 242 篇，经逐层筛选，最终纳入文献 19 篇[5,8,14-30]，包括 13 个研究。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见图 1。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所检索的数据库及检出文献数具体如下：WanFang Data（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见表 1。
表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2.3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纳入定性队列研究、定量队列研究和横断面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结果分别见表 2～4。
表2
纳入定性队列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表3
纳入定量队列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表4
纳入横断面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2.4 角色转换期大孩的行为特征和变化
纳入的 13 个大孩行为研究[5,8,14-30]中，12 个研究[5,8,14-19]关注角色转换对大孩自身行为的影响；3 个研究[8,14-17,21-23,30]探讨了大孩与父母和二孩之间的互动行为；3 个研究[21-23,24,25]分析了角色转换期间大孩的行为随时间变化的模式或轨迹；4 个研究[8,14-17,24,25]同时研究以上两种或三种大孩行为。
2.4.1 角色转换期大孩自身的行为特征和变化
12 个研究[5,8,14-19]探讨了该问题，其中 4 个研究[18,19,20,26]比较了大孩与独生子女行为特征的差异；8 个研究[5,8,14-17,21-25,27-29]仅调查了大孩的行为特征。
2.4.1.1 大孩与独生子女行为特征的比较
3 个研究[18-20]关注母亲孕早中期和孕晚期时两个群体的行为差异。1 个研究[19]结果表明 1.5～5 岁大孩比独生子女有更少的分离反应和依赖行为。而 3 个孕晚期的研究结果不一致：1 个研究[18]观察到 1 岁大孩与独生子女的依赖行为、哭泣和寻求亲近行为没有差异；1 个研究[20]发现 1.5～4 岁大孩比独生子女有更多的依赖行为、睡眠问题、突然发怒和退化行为，而另外 1 个研究[19]表明 1.5～5 岁长女的生气行为显著高于独生子女，而长子的分离反应和生气行为显著少于独生子女。
2 个前瞻性队列研究[18,26]发现，与独生子女相比，1 岁大孩在二孩出生后表现出更多的依赖和不安行为[18]，更多的 1.5 岁大孩对母亲的依恋由安全型转变为不安全型[26]。
2.4.1.2 大孩行为特征的自身前后比较
3 个研究[27-29]探讨了二孩出生前后大孩的行为特征，其中 2 个研究[28,29]结果表明在二孩出生后，3～6 岁大孩的退化行为、对母亲的依赖和依恋以及入园焦虑增加[28]，8～12 岁大孩与父母之间的沟通交流行为减少[29]。1 个研究[27]发现，62.36% 的 2～6 岁大孩在二孩出生后愉悦表情、语言表达和关爱他人的积极表现增加。
2 个研究[8,14-17,24]采用观察和访谈的方法，调查了大孩从母亲怀二孩孕晚期到二孩出生后 14 个月的行为变化。1 个研究[8,14-17]发现，二孩出生后 18～43 月龄大孩与母亲的共同玩耍明显减少，且故意淘气行为、静坐、烦恼焦虑、要求行为和安全性物品的使用明显增加，同时大孩的语言交流能力有所提高。另 1 个研究[24]在二孩出生前后访谈了 2～4 岁大孩，发现二孩出生前 82% 的大孩对成为“哥哥、姐姐”有非常积极或积极的感觉，并且在二孩出生后的评估中比例保持稳定；但在对大孩的观察及其母亲的访谈发现，二孩出生后这些大孩总体表现为高水平的对抗、哭闹、依赖、焦虑和模仿行为。
3 个研究[5,21-23,25]采用定量问卷调查大孩从母亲怀二孩孕晚期到二孩出生后 12 个月行为的变化，发现二孩出生后，1～5 岁大孩有更多的外化问题[21-23]，大孩对母亲的安全型依恋显著降低，尤其 2～5 岁大孩下降更明显[25]；另外 1.5～6 岁大孩的抱怨行为增加以及与母亲的拥抱行为减少，但大孩自称宝宝和小孩的表述有所减少[5]。
2.4.2 角色转换期大孩与父母、二孩间的互动行为
3 个研究[8,14-17,21-23,30]探讨了大孩与父母、大孩与二孩之间的互动行为。
2.4.2.1 父母与二孩互动时大孩的反应
2 个研究[8,14-17,21-23]追踪观察了母亲与二孩互动时大孩的行为反应，发现在二孩 14 个月时 18～43 月龄大孩对母亲二孩互动的抗议和观望行为显著高于积极和消极加入[8,14-17]。另 1 个研究发现[21-23]，二孩 1 个月时 12～69 月龄大孩对母亲和二孩的互动表现出 4 种行为反应，即对环境和其他事物的探索、回避、焦虑依恋以及破坏；在父亲二孩互动时，大孩还表现出寻求父亲注意力的行为。
2.4.2.2 大孩对二孩的社会行为
1 个对 40 例 18～43 月龄大孩的研究[8,14-17]发现，母亲和二孩的互动频率与大孩对二孩的积极行为呈负相关，母亲禁止孩子吵架的比例与长子对二孩的敌对行为呈正相关，与友好行为呈负相关。
2.4.2.3 大孩与母亲之间的互动行为
Kojima[30]开展的问卷调查发现，二孩出生前后 46.8% 的 1.1～5.5 岁大孩与母亲的互动很少发生变化，6.4% 的大孩对母亲的积极行为增加，1.3% 的孩子对母亲高度依赖且冲突较多。
2.4.3 角色转换期大孩的行为随时间变化模式
2.4.3.1 大孩自身行为随时间变化的模式
Stewart[24]随访了 41 个 2～4 岁大孩，确定了大孩的 3 种行为变化模式，分别为二孩出生后 4 个月时大孩的高焦虑和 8、12 个月时的高对抗（21 人）；二孩出生后 4 至 12 个月时一直高水平的对抗（5 人）；二孩出生后所有问题行为的低发生率（4 人）。另外，Teti[25]随访了 91 例 1～5 岁大孩在母亲孕晚期至二孩出生后 1～2 个月期间的母子依恋关系，发现了 3 种母子依恋模式，52.7% 的大孩一直保持对母亲的高依恋（高-高模式）、25.3% 的大孩对母亲的依恋表现为高-下降模式、22.0% 的大孩则一直保持对母亲的低依恋（低-低模式）。
2.4.3.2 大孩对二孩的社会行为随时间变化的模式
Volling 等[21-23]追踪观察了 241 例 12～69 月龄大孩在母亲产后 4、8 和 12 个月时对二孩的行为变化，确定了大孩的 3 种行为轨迹。轨迹 1 为积极参与（50%），大孩在二孩出生 4 个月时积极与二孩互动，且随时间推移参与行为增加明显；轨迹 2 为升级对抗（42%），大孩表现为二孩出生 4 至 12 个月时急剧增加的对抗行为；轨迹 3 为早期对抗（8%），大孩在二孩出生 4 至 12 个月均保持稳定的高对抗行为。
2.5 角色转换期大孩的情绪特征和变化
2 个研究[28,29]通过定性访谈调查了角色转换期大孩的情绪变化。张星玮[28]对 10 个 3～6 岁大孩的母亲的访谈发现，2 个母亲的孩子在二孩出生后一年以内情绪变化明显，表现为二孩出生后闷闷不乐经常哭，以及喜欢发脾气无理取闹。赵雪[29]在二孩 3 岁内对 8 个大孩的定性访谈发现，大孩的消极情绪如嫉妒、愤怒/生气、冷漠情绪有所增加，而羡慕、成长感、开心/幸福的积极情绪减少。
3 讨论
本系统评价共纳入 13 个有关角色转换期大孩情绪行为特征和变化的研究，涉及不同国家的 980 例儿童，主要针对 6 岁及以下大孩。国外相关研究最早发表于 1980 年，2000 年后相关研究很少；而国内研究均发表于 2018 年，主要与我国 2016 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有关。角色转换期的时间范围主要集中在孕晚期至二孩出生后 12 个月内。
Bronfenbrenner 等[31]提出的生态转变理论认为，个人角色转变的压力能促进儿童的成长和发展。但是，Hill 提出的家庭危机理论[32]和 Cowan 提出的发展转变模式[33]认为，角色转换会导致大孩消极行为问题的出现。本次系统评价结果表明，角色转换对大孩行为具有消极和积极双重影响，提示角色转换对大孩的影响可能是上述理论假设的结合。同时除 1 个横断面问卷调查发现二孩出生后大孩的积极行为多于消极行为外，多数研究显示为大孩消极行为的增加，故本系统评价的结果更加倾向于家庭危机理论[32]和发展转变模式[33]。
本次系统评价结果表明，母亲怀二孩孕早中期和晚期时，相同年龄段的大孩和独生子女的行为特征存在差异。孕早中期时母亲身体和精神状况未发生明显变化，同时可能因为怀有二孩会对大孩有更多补偿性的关注和陪伴[19]，此时期大孩可能比独生子女有更少的消极行为；但孕晚期时母亲身体和精神状况受到较大影响，对大孩的关注和陪伴时间减少，此时大孩更容易感受到母亲怀孕对自己的影响，从而可能出现更多的行为问题。
另外，儿童年龄、家庭社会经济状况[20]和性别可能导致母亲怀孕晚期时大孩和独生子女行为的不一致。1 岁儿童处于关注玩具等实物的阶段，在二孩“实物”出生前，其认知受到的影响很小，所以大孩和独生子女的行为没有差异。而 1.5～5 岁年龄段大孩因为思维的发展，能够在二孩出生前认识到二孩对自己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与 1 岁儿童不同的行为特征。既往研究表明社会经济状况较差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出现行为问题[34,35]，纳入的 1 个研究[20]也发现，当大孩家庭经济状况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低于独生子女家庭时，大孩表现出更多的消极行为变化。此外，女孩比男孩更敏感，男孩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多于女孩，所以女孩可能更易受到家庭环境改变的影响，表现出比男孩更多的行为问题[19]。
社会文化的差异也可能影响大孩的情绪行为表现。中国角色转换期大孩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生育政策的改变，而国外社会中家庭生养二孩是比较自然且持续存在的社会现象。长期的独生子女生长环境一方面可能激发中国大孩比国外大孩更强烈的占有欲和嫉妒心理，同时因为家庭和社会缺乏相关经验，中国大孩获得的社会支持可能更少，导致中国大孩行为问题的出现；但另一方面，长期的独生子女环境也可能促使中国大孩更期待和渴望二孩的到来以减少孤独感。但此猜想是否成立，还需要更多实证研究予以证实。
二孩行为发育的里程碑事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孩的行为。在母亲临近分娩时，家人对大孩的关注有所减少，且母亲住院与大孩的短期分离可能损害大孩的情感安全，对孩子的行为和社交产生负面影响[21]，增加其情绪行为问题的发生风险[6]；二孩在出生 4 个月时会出现抬头、翻身等活动，导致大孩对二孩的关注增加，继而产生高水平的焦虑、对抗行为或与二孩的互动行为；而二孩在 8 个月和 12 个月时，能够实现小范围的独立活动和行走，可能会参与甚至扰乱大孩的活动，导致大孩对二孩的对抗行为增加。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纳入研究样本量普遍较小，高质量尤其是高质量大样本的研究十分缺乏，且主要关注大孩自身行为的变化，缺乏与独生子女或其他儿童群体的比较；② 主要关注 6 岁以下大孩，对 6 岁以上大孩情绪行为的研究不足；③ 主要关注角色转换期大孩的行为问题，对情绪问题的研究十分缺乏；④ 主要采用定性访谈及观察或自编问卷了解大孩的情绪行为表现，对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缺乏统一界定和规范评价，给不同研究证据的整合带来很大困难和挑战；⑤ 由于纳入研究在研究设计、调查时间点和结局指标等多方面的异质性，且较早发表的研究缺乏对分析数据的报道，本研究无法对纳入研究数据进行定量合并。
综上所述，角色转换主要引起大孩消极情绪和行为的产生，大孩行为随时间变化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受纳入研究数量和质量的限制，上述结论尚待更多高质量研究予以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