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年自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以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的发展日新月异，为众多不孕不育家庭带来了福音。截至 2013 年，全世界经 ART 助孕出生婴儿数已超过 500 万，在一些发达国家 ART 出生新生儿占其总数 1%～4%[1]，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随着大规模临床应用和研究的不断深入，ART 的安全性逐渐受到重视，有部分研究表明：与自然妊娠相比，ART 助孕技术可能增加孕产妇围产期并发症和新生儿不良妊娠结局[2-4]，例如：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早产、前置胎盘、胎盘植入、妊娠期糖尿病、胎儿宫内发育异常等。但另有研究显示 ART 技术不会增加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5, 6]，因此 ART 安全性仍存在争议。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是指孕产妇在妊娠期出现或首次发现的不同程度的糖代谢异常。近年来，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 GDM 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已超过 10%[7]。妊娠期糖尿病可增加剖宫产、肩难产、妊娠期高血压、羊水过多、感染及孕产妇远期 2 型糖尿病、心血管系统疾病发生的风险；对于子代，可引起巨大儿、产伤、先天畸形、新生儿低血糖、红细胞增多症及高胆红素血症发生的风险。ART 是否会增加 GDM 的发病率，针对 ART 助孕后孕妇是否应当加强 GDM 的筛查及管理是近年临床研究的热点问题。但由于 ART 助孕后双胎、多胎妊娠较多，而双胎和多胎妊娠可能与 GDM 发病风险相关，故需排除双胎、多胎妊娠本身对 GDM 发病的影响来评估 ART 对 GDM 发病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对国内外已发表的单胎妊娠中 ART 对 GDM 发病影响相关的队列研究进行系统评价，以期为 GDM 早期筛查和管理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1.1.1 研究类型
队列研究（回顾性或前瞻性）。
1.1.2 研究对象
单胎妊娠孕妇，孕妇年龄、种族、国籍不限。
1.1.3 暴露因素
根据受孕方式不同，分为采用 ART 助孕（辅助生殖组）和采用自然受孕（自然妊娠组）。
1.1.4 结局指标
GDM 的发病率。
1.1.5 排除标准
① 非中、英文文献；② 重复报道的文献；③ 数据不全或无法获取数据的文献。
1.2 文献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CNKI、WanFang Data、VIP 和 CBM 数据库，搜集比较 ART 组与自然妊娠组 GDM 发病率的队列研究，检索时限均从建库至 2019 年 6 月。同时追溯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检索采用主题词与自由词结合的方式进行。中文检索词包括：辅助生殖技术、ART、辅助受孕、辅助生殖、体外受精、试管婴儿、胞浆内精子注射、ICSI、人工授精、宫内授精、IUI、宫颈管授精、胚胎移植、IVF、IVF-ET、妊娠期糖尿病、妊娠、糖尿病、GDM 等。英文检索词包括：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assisted conception、assisted reproduction、in vitro fertilization、IVF、test tube baby、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CSI、artficial insemination、intrauterine insemination、IUI、cervical canal insemination、embryo transfer、pregnancy-induced diabetes、gestational diabetes、diabetes mellitus、gestational、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 等。以 PubMed 为例，其具体检索策略见框 1。
1.3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由 2 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交叉核对。如有分歧，则通过讨论或与第三方协商解决。文献筛选时首先阅读文题，在排除明显不相关的文献后，进一步阅读摘要和全文以确定是否纳入。如有需要，通过邮件、电话联系原始研究作者获取未确定但对本研究非常重要的信息。资料提取内容包括：① 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研究题目、第一作者、发表杂志、发表国家、发表时间等；② 研究对象的基线特征；③ 暴露因素的具体细节；④ 偏倚风险评价的关键要素；⑤ 所关注的结局指标和结果测量数据。
1.4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
由 2 名研究者采用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the Newcastle-Ottawa Scale，NOS）量表独立评价纳入队列研究的偏倚风险，并交叉核对结果[8]。每个条目分别评价为“是”、“否”或“不清楚”。
1.5 统计分析
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二分类变量采用相对危险度（risk ratio，RR）为效应指标，均给出其点估计值和 95%CI。纳入研究间的异质性采用 χ2 检验进行分析（检验水准为 α=0.1），同时结合 I2 定量判断异质性大小。若各研究结果间无统计学异质性，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若各研究结果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则采用亚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进一步探索异质性来源，在排除明显临床异质性的影响后，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Meta 分析的检验水准设为双侧 α=0.05。考虑到不同地区受到风俗习惯、人群及 ART 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可能对 GDM 的发病率有影响，因而基于不同地区做亚组分析以探索其对异质性的影响。
2 结果
2.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初检出相关文献 2 422 篇，经逐层筛选后，最终纳入 16 个队列研究[9-24]，共 2 017 573 例单胎妊娠孕妇，其中辅助生殖组 49 028 例，自然妊娠组 1 968 545 例。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见图 1。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与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表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表2
纳入队列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2.3 Meta 分析结果
2.3.1 单胎妊娠中辅助生殖组与自然妊娠组的 GDM 发病率
共纳入 16 个队列研究[9-24]，随机效应模型 Meta 分析结果显示：单胎妊娠中辅助生殖组的 GDM 发病率高于自然妊娠组［RR=1.54，95%CI（1.30，1.83），P<0.000 01］（图 2）。
图2
单胎妊娠中辅助生殖组与自然妊娠组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率比较的 Meta 分析
2.3.2 亚组分析
由于研究间的异质性较大，按照东亚地区与非东亚地区进行亚组分析。随机效应模型 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东亚组内研究间异质性降低，辅助生殖组的 GDM 发病率高于自然妊娠组［RR=1.55，95%CI（1.26，1.92），P<0.000 01］；非东亚组研究纳入的样本量占比很高，故分析结果与总结果相似，辅助生殖组的 GDM 发病率高于自然妊娠组［RR=1.49，95%CI（1.18，1.89），P<0.000 01］。
2.3.3 敏感性分析
采用逐一剔除各个研究的方法进行敏感性分析，合并结果均未发生明显改变，提示结果较稳定。纳入的 16 个研究中，3 个研究描述 ART 除包含体外受精和/或单精子胞浆内注射外，还包含人工受精和/或促排卵技术[15, 19, 21]，其它研究涉及的 ART 仅包含体外受精和/或单精子胞浆内注射或具体不明确，在剔除这 3 个研究后研究间异质性显著降低，且研究结果并未发生方向性改变。3 个研究样本量超过 10 万例[17, 20, 21]，与其它研究样本量差异较大，剔除这 3 个研究后，研究间异质性显著降低，且研究结果并未发生方向性改变。
2.4 发表偏倚
通过漏斗图对结局指标进行发表偏倚检验，可见各研究分布基本对称，提示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较小（因篇幅所限漏斗图可联系通讯作者索取）。
3 讨论
由于队列研究在验证因果关系方面证据强度较高，且通过文献检索显示本研究主题以队列研究设计为主。为减少由于不同研究设计导致的方法学异质性，故本研究仅纳入了队列研究。最终纳入符合标准的队列研究 16 个，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自然妊娠相比，ART 助孕后单胎妊娠 GDM 的发病风险增加。ART 技术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包括控制性超排卵、体外操作及培养、胚胎冷冻及解冻、单精子胞浆内注射及植入前诊断等，每一阶段都存在胚胎损伤的可能性，均可增加胚胎表观遗传改变的风险。目前有较多的研究支持 ART 可能导致子代印迹基因异常[25, 26]，而 GDM 的发生也可能与子代印迹基因异常、DNA 甲基化异常修饰有关[27]。然而，ART 本身是否通过这一途径增加 GDM 的发病还需进一步研究证实。另有学者提出：ART 的不孕症背景也可能是导致 GDM 发病增加的原因。有研究显示：调整孕前年龄、体重指数、生活方式等因素后，不孕症妇女较非不孕症妇女发生 GDM 的风险更高，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8, 29]。不孕症妇女较非不孕症妇女，存在高龄、肥胖、多胎、多囊卵巢综合症、胰岛素抵抗病史等基线特征，这些都是增加 GDM 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既往有多囊卵巢综合症及胰岛素抵抗病史的不孕症患者，在 ART 助孕后发生糖代谢异常的风险更高，窗口期更短[30]。ART 增加 GDM 发病率的原因，究竟是 ART 技术本身还是患者不孕症的相关基础特征导致，还需要后续的研究予以证实。
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在许多学科的发展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31]，这种方法也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非医学研究领域[32, 33]。本研究较为全面地检索了相关文献，归纳总结了既往研究结果，为将 ART 作为 GDM 的高危因素进行早期管理提供了依据。有研究提出：虽然指南建议在孕 24～28 周进行 GDM 筛查，但是对所有接受 ART 治疗且有 GDM 危险因素的妇女均需在妊娠早期进行糖耐量筛查试验，目前对 GDM 的诊断和早期干预可能还不够早期，不足以预防妊娠早期流产和改善妊娠结局[34]。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应当加强针对这一人群的监测及管理，早期进行生活方式干预、GDM 筛查以及规范化治疗，以避免不良妊娠结局发生[35]，这对改善孕产妇和新生儿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结局指标合并分析时发现纳入研究间异质性较大，因此进一步分析可能的原因有：① 纳入研究中孕妇来源于不同地域，人群不一致；② 不同研究暴露技术实施的差异性，如不同的临床实践中心在 ART 技术的具体实施方法上有所不同；③ 纳入研究的样本量参差不齐；④ GDM 的诊断标准不统一，因此纳入研究的结果测定方法存在差异。由于纳入研究数量和获取资料的限制，本研究无法针对所有可能导致临床异质性的原因进行处理，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同时对结果进行了亚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如按照东亚地区与非东亚地区进行分组、剔除 ART 技术中包含人工受精或促排卵的研究、剔除样本量巨大的研究，发现纳入研究间异质性有所下降，且结果未出现方向性改变，结果较稳定。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 由于语言限制，本研究只检索了中、英文文献，可能存在一定遗漏；② 纳入研究多为回顾性研究，不能排除混杂因素的影响，选择性偏倚风险较高；③ 如前所述，各研究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可能影响结果的准确性。ART 技术包括：促排卵药物、人工受精、体外受精、单精子胞浆内注射、移植前胚胎遗传学筛查/诊断等，不同类型的技术本身是否对 GDM 的发病率产生不一样的影响，需要今后更多的研究去证实。国际糖尿病与妊娠研究组（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iabetes and Pregnancy Study Groups，IADPSG）基于循证医学的要求，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协助下开展了为期近 6 年的多国大样本临床调查研究“妊娠高血糖与不良结局研究（the Hyperglycemia and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 study，HAPO）”，并于 2010 年召开国际专家会议发布了该项研究结果，确立最新的国际公认诊断标准（IADPSG 标准）。2011 年美国糖尿病协会认可了此标准。我国卫生部也根据国际统一要求，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修改并制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新 GDM 诊断行业标准，在 2011 年 12 月 1 日开始正式推广实施。希望今后的研究能够在世界范围逐步推广并使用统一的诊断标准，避免因诊断标准不同导致的结果差异。
综上所述，当前证据表明，与自然妊娠相比，ART 可能增加 GDM 的发病风险。因此，ART 助孕后应当加强 GDM 的筛查与管理，以达到降低围产期并发症、改善母婴妊娠结局的目的。受纳入研究数量和质量的限制，上述结论仍需大样本、多中心、高质量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予以证实。
1978 年自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以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的发展日新月异，为众多不孕不育家庭带来了福音。截至 2013 年，全世界经 ART 助孕出生婴儿数已超过 500 万，在一些发达国家 ART 出生新生儿占其总数 1%～4%[1]，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随着大规模临床应用和研究的不断深入，ART 的安全性逐渐受到重视，有部分研究表明：与自然妊娠相比，ART 助孕技术可能增加孕产妇围产期并发症和新生儿不良妊娠结局[2-4]，例如：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早产、前置胎盘、胎盘植入、妊娠期糖尿病、胎儿宫内发育异常等。但另有研究显示 ART 技术不会增加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5, 6]，因此 ART 安全性仍存在争议。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是指孕产妇在妊娠期出现或首次发现的不同程度的糖代谢异常。近年来，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 GDM 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已超过 10%[7]。妊娠期糖尿病可增加剖宫产、肩难产、妊娠期高血压、羊水过多、感染及孕产妇远期 2 型糖尿病、心血管系统疾病发生的风险；对于子代，可引起巨大儿、产伤、先天畸形、新生儿低血糖、红细胞增多症及高胆红素血症发生的风险。ART 是否会增加 GDM 的发病率，针对 ART 助孕后孕妇是否应当加强 GDM 的筛查及管理是近年临床研究的热点问题。但由于 ART 助孕后双胎、多胎妊娠较多，而双胎和多胎妊娠可能与 GDM 发病风险相关，故需排除双胎、多胎妊娠本身对 GDM 发病的影响来评估 ART 对 GDM 发病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对国内外已发表的单胎妊娠中 ART 对 GDM 发病影响相关的队列研究进行系统评价，以期为 GDM 早期筛查和管理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1.1.1 研究类型
队列研究（回顾性或前瞻性）。
1.1.2 研究对象
单胎妊娠孕妇，孕妇年龄、种族、国籍不限。
1.1.3 暴露因素
根据受孕方式不同，分为采用 ART 助孕（辅助生殖组）和采用自然受孕（自然妊娠组）。
1.1.4 结局指标
GDM 的发病率。
1.1.5 排除标准
① 非中、英文文献；② 重复报道的文献；③ 数据不全或无法获取数据的文献。
1.2 文献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CNKI、WanFang Data、VIP 和 CBM 数据库，搜集比较 ART 组与自然妊娠组 GDM 发病率的队列研究，检索时限均从建库至 2019 年 6 月。同时追溯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检索采用主题词与自由词结合的方式进行。中文检索词包括：辅助生殖技术、ART、辅助受孕、辅助生殖、体外受精、试管婴儿、胞浆内精子注射、ICSI、人工授精、宫内授精、IUI、宫颈管授精、胚胎移植、IVF、IVF-ET、妊娠期糖尿病、妊娠、糖尿病、GDM 等。英文检索词包括：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assisted conception、assisted reproduction、in vitro fertilization、IVF、test tube baby、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CSI、artficial insemination、intrauterine insemination、IUI、cervical canal insemination、embryo transfer、pregnancy-induced diabetes、gestational diabetes、diabetes mellitus、gestational、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 等。以 PubMed 为例，其具体检索策略见框 1。
1.3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由 2 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交叉核对。如有分歧，则通过讨论或与第三方协商解决。文献筛选时首先阅读文题，在排除明显不相关的文献后，进一步阅读摘要和全文以确定是否纳入。如有需要，通过邮件、电话联系原始研究作者获取未确定但对本研究非常重要的信息。资料提取内容包括：① 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研究题目、第一作者、发表杂志、发表国家、发表时间等；② 研究对象的基线特征；③ 暴露因素的具体细节；④ 偏倚风险评价的关键要素；⑤ 所关注的结局指标和结果测量数据。
1.4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
由 2 名研究者采用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the Newcastle-Ottawa Scale，NOS）量表独立评价纳入队列研究的偏倚风险，并交叉核对结果[8]。每个条目分别评价为“是”、“否”或“不清楚”。
1.5 统计分析
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二分类变量采用相对危险度（risk ratio，RR）为效应指标，均给出其点估计值和 95%CI。纳入研究间的异质性采用 χ2 检验进行分析（检验水准为 α=0.1），同时结合 I2 定量判断异质性大小。若各研究结果间无统计学异质性，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若各研究结果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则采用亚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进一步探索异质性来源，在排除明显临床异质性的影响后，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Meta 分析的检验水准设为双侧 α=0.05。考虑到不同地区受到风俗习惯、人群及 ART 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可能对 GDM 的发病率有影响，因而基于不同地区做亚组分析以探索其对异质性的影响。
2 结果
2.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初检出相关文献 2 422 篇，经逐层筛选后，最终纳入 16 个队列研究[9-24]，共 2 017 573 例单胎妊娠孕妇，其中辅助生殖组 49 028 例，自然妊娠组 1 968 545 例。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见图 1。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与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表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表2
纳入队列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2.3 Meta 分析结果
2.3.1 单胎妊娠中辅助生殖组与自然妊娠组的 GDM 发病率
共纳入 16 个队列研究[9-24]，随机效应模型 Meta 分析结果显示：单胎妊娠中辅助生殖组的 GDM 发病率高于自然妊娠组［RR=1.54，95%CI（1.30，1.83），P<0.000 01］（图 2）。
图2
单胎妊娠中辅助生殖组与自然妊娠组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率比较的 Meta 分析
2.3.2 亚组分析
由于研究间的异质性较大，按照东亚地区与非东亚地区进行亚组分析。随机效应模型 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东亚组内研究间异质性降低，辅助生殖组的 GDM 发病率高于自然妊娠组［RR=1.55，95%CI（1.26，1.92），P<0.000 01］；非东亚组研究纳入的样本量占比很高，故分析结果与总结果相似，辅助生殖组的 GDM 发病率高于自然妊娠组［RR=1.49，95%CI（1.18，1.89），P<0.000 01］。
2.3.3 敏感性分析
采用逐一剔除各个研究的方法进行敏感性分析，合并结果均未发生明显改变，提示结果较稳定。纳入的 16 个研究中，3 个研究描述 ART 除包含体外受精和/或单精子胞浆内注射外，还包含人工受精和/或促排卵技术[15, 19, 21]，其它研究涉及的 ART 仅包含体外受精和/或单精子胞浆内注射或具体不明确，在剔除这 3 个研究后研究间异质性显著降低，且研究结果并未发生方向性改变。3 个研究样本量超过 10 万例[17, 20, 21]，与其它研究样本量差异较大，剔除这 3 个研究后，研究间异质性显著降低，且研究结果并未发生方向性改变。
2.4 发表偏倚
通过漏斗图对结局指标进行发表偏倚检验，可见各研究分布基本对称，提示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较小（因篇幅所限漏斗图可联系通讯作者索取）。
3 讨论
由于队列研究在验证因果关系方面证据强度较高，且通过文献检索显示本研究主题以队列研究设计为主。为减少由于不同研究设计导致的方法学异质性，故本研究仅纳入了队列研究。最终纳入符合标准的队列研究 16 个，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自然妊娠相比，ART 助孕后单胎妊娠 GDM 的发病风险增加。ART 技术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包括控制性超排卵、体外操作及培养、胚胎冷冻及解冻、单精子胞浆内注射及植入前诊断等，每一阶段都存在胚胎损伤的可能性，均可增加胚胎表观遗传改变的风险。目前有较多的研究支持 ART 可能导致子代印迹基因异常[25, 26]，而 GDM 的发生也可能与子代印迹基因异常、DNA 甲基化异常修饰有关[27]。然而，ART 本身是否通过这一途径增加 GDM 的发病还需进一步研究证实。另有学者提出：ART 的不孕症背景也可能是导致 GDM 发病增加的原因。有研究显示：调整孕前年龄、体重指数、生活方式等因素后，不孕症妇女较非不孕症妇女发生 GDM 的风险更高，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8, 29]。不孕症妇女较非不孕症妇女，存在高龄、肥胖、多胎、多囊卵巢综合症、胰岛素抵抗病史等基线特征，这些都是增加 GDM 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既往有多囊卵巢综合症及胰岛素抵抗病史的不孕症患者，在 ART 助孕后发生糖代谢异常的风险更高，窗口期更短[30]。ART 增加 GDM 发病率的原因，究竟是 ART 技术本身还是患者不孕症的相关基础特征导致，还需要后续的研究予以证实。
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在许多学科的发展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31]，这种方法也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非医学研究领域[32, 33]。本研究较为全面地检索了相关文献，归纳总结了既往研究结果，为将 ART 作为 GDM 的高危因素进行早期管理提供了依据。有研究提出：虽然指南建议在孕 24～28 周进行 GDM 筛查，但是对所有接受 ART 治疗且有 GDM 危险因素的妇女均需在妊娠早期进行糖耐量筛查试验，目前对 GDM 的诊断和早期干预可能还不够早期，不足以预防妊娠早期流产和改善妊娠结局[34]。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应当加强针对这一人群的监测及管理，早期进行生活方式干预、GDM 筛查以及规范化治疗，以避免不良妊娠结局发生[35]，这对改善孕产妇和新生儿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结局指标合并分析时发现纳入研究间异质性较大，因此进一步分析可能的原因有：① 纳入研究中孕妇来源于不同地域，人群不一致；② 不同研究暴露技术实施的差异性，如不同的临床实践中心在 ART 技术的具体实施方法上有所不同；③ 纳入研究的样本量参差不齐；④ GDM 的诊断标准不统一，因此纳入研究的结果测定方法存在差异。由于纳入研究数量和获取资料的限制，本研究无法针对所有可能导致临床异质性的原因进行处理，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同时对结果进行了亚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如按照东亚地区与非东亚地区进行分组、剔除 ART 技术中包含人工受精或促排卵的研究、剔除样本量巨大的研究，发现纳入研究间异质性有所下降，且结果未出现方向性改变，结果较稳定。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 由于语言限制，本研究只检索了中、英文文献，可能存在一定遗漏；② 纳入研究多为回顾性研究，不能排除混杂因素的影响，选择性偏倚风险较高；③ 如前所述，各研究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可能影响结果的准确性。ART 技术包括：促排卵药物、人工受精、体外受精、单精子胞浆内注射、移植前胚胎遗传学筛查/诊断等，不同类型的技术本身是否对 GDM 的发病率产生不一样的影响，需要今后更多的研究去证实。国际糖尿病与妊娠研究组（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iabetes and Pregnancy Study Groups，IADPSG）基于循证医学的要求，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协助下开展了为期近 6 年的多国大样本临床调查研究“妊娠高血糖与不良结局研究（the Hyperglycemia and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 study，HAPO）”，并于 2010 年召开国际专家会议发布了该项研究结果，确立最新的国际公认诊断标准（IADPSG 标准）。2011 年美国糖尿病协会认可了此标准。我国卫生部也根据国际统一要求，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修改并制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新 GDM 诊断行业标准，在 2011 年 12 月 1 日开始正式推广实施。希望今后的研究能够在世界范围逐步推广并使用统一的诊断标准，避免因诊断标准不同导致的结果差异。
综上所述，当前证据表明，与自然妊娠相比，ART 可能增加 GDM 的发病风险。因此，ART 助孕后应当加强 GDM 的筛查与管理，以达到降低围产期并发症、改善母婴妊娠结局的目的。受纳入研究数量和质量的限制，上述结论仍需大样本、多中心、高质量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予以证实。
